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86年6月24日我国政府首次向世界公布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邓稼先，《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两弹”元勋邓稼先》一文向世人揭晓了邓稼先与我国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关系；7月29日邓稼先逝世。这是媒体告诉我们的科学家邓稼先。
2004年正逢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又是邓稼先的80诞辰，安徽教育出版社适时推出了《邓稼先文集》和《邓稼先图片传略》。书出版了，我们的心境却久久不能平静，编辑这两本书的过程，是一个领略邓稼先科学精神、感受其生命崇高的过程。
《邓稼先文集》收录了能公开发表的邓稼先的全部论著。全书由两部分构成近110万字，上部是建国初期邓稼先及其合作者有关核物理研究的经典性论文，数量不多，却篇篇珠玑，从不同侧面论述了核爆理论的有关问题，其科研价值之深远，正如《人民日报》报道的，是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奠基性工作。“文集”的下部是有关原子弹研究的三部基础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现在看来都是基本的理论知识，但把它们放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建国之初）和特殊的科研领域（核武器研究）这一大背景下来考察，其折射出的学术价值和科研推动作用，远远超出了论著本身。
想当年，国家为了研制核武器，从各个科研领域选拔调配了一大批青年才俊，加入邓稼先领导的核理论研究队伍。为了使这支队伍的知识结构中及时纳入核武器研制的基础理论，科研思路尽快跃上原子弹研究的统一轨道，邓稼先编写了包括上述著作在内的培训教材。难怪美籍科学家杨振宁先生在领悟其特殊作用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这确是一项拓荒性工作。
书好，行文更彰显出作者严谨的科研品质。坦率地说，组稿初期，我们曾担心作者已故，文稿年代久远，一些科学疑问难以考证。当我们认真编辑排校时，却不期然地受到震动，文稿不仅表述准确，体例符合科学著作的要求，大量繁难的公式演绎和图表的设置，也脉络清晰，罕见笔误。我们非但没有编辑科学著作中常有的畏难心绪，反而生出由衷的敬意。
零散的图片，串起来就是完整的人生，《邓稼先图片传略》中的图片大多是首次公开发表，弥足珍贵。它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邓稼先刻苦学习、报效国家的光辉一生；读书成长于风雨年代；听从祖国的调遣，隐姓埋名，许身中华，从事着壮我国威的崇高事业。本书可谓是邓稼先人生历史的全记录，凸显了他的崇高人格；同时也是对共和国的核武器研究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历史全记录，展示了我国自力更生，制造原子弹、氢弹的艰辛历程。
两书尚在校样状态时，就有许多同事翻阅过。当然大家首先注意到的是相片上的邓稼先：儿时顽皮的笑容、聪慧的目光，青年的帅气、挺拔、英俊、潇洒，中年时的成熟、稳重、儒雅、睿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邓稼先脸上的淳朴、憨厚愈来愈明显，似乎印证了杨振宁的话：“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病中的邓稼先却是满脸憔悴，口鼻处还有出血痕迹，但他仍然顽强地笑着。这笑容使人感慨万千。大家感叹他的英年早逝，更感叹他的死因——受到核辐射而致癌，“邓稼先这样的人太少见了，太不容易了！一个科学家那么忘我、那么投入、那么不考虑生死，把科学问题放在自己生命之前，惟有高度的责任心，才会使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在一瞬间变成傻子，去用双手捧那核物质。”即便是这样，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仍然耗尽全部心力，给国家领导人写了一份“建议书”。正是这份“建议书”使得在他去世后，我国的核事业得以继续辉煌10年；同时也展示了邓稼先对国际形势和核问题的政治家般的远见卓识。相片上的手摇和电动计算器、那装在麻袋里堆了一房间的演算纸，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我国核研究工作之初，设备的简陋和科学家惊人的工作量，展示出我国核研究的步履维艰、邓稼先们的吃苦精神和坚强意志。看着邓稼先和杨振宁留学时的相片，大家在感叹他们半个世纪的友谊时，也设想如果邓稼先不回国，留在美国会怎样，毕竟国外的科研条件比国内好得多。杨振宁有一段话正好对此做了回答。在把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做了性格上的比较之后，他说：“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罗夫斯，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一个科学家能把自己所有的知识和智慧奉献给他的祖国，使得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危机，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自豪、骄傲的呢？因此，希望读者通过这两本书，在领略邓稼先科学精神的同时，也能和我们一样感受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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