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关于印发第七批速录师等14个国家职业标准的通知”，速录师正式成为我国一种新职业。今天，在北京有近500名速录人员活跃在各种各样的会议中。
实际上，是中文速录机的发明催生了我国的速录师职业。目前，国内使用的速录机的正式名称叫作“亚伟中文速录机”，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它的发明人唐亚伟。唐亚伟的儿子、现任北京市速记协会副理事长的唐可为向记者讲述了速录机的发明过程：“我的父亲唐亚伟一直都在做速记研究，他是‘亚伟式手写速记’的创始人。上世纪80年代，父亲以北京市速记协会理事长的身份给最高人民法院送去了一封建议函，信中说，‘在国外，速记在庭审记录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几乎所有的法院庭审记录都用速录机进行。而中国在这方面还是空白，现在我手上有个方案，法院如果愿意做，我就把这个事做起来。’最高人民法院回复，‘如果能研制成功我们就在法院进行推广。’1993年，国家正式立项搞这个项目，1994年，父亲就把产品生产出来。”
亚伟中文速录机采用音码解码，多键并击进行输入。速录机有24个键，分上中下3排，中间有一个比较宽的缝，左边的12个键和右边的完全一样，分别由左右手控制。由于击键方法是多键并击，一下最多可以按5个键，普通键盘是一键一击，速录机键盘却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汉语拼音的拼音码，不管多长的拼音码都可以一下完成。比如“中国”，左手一次就可以把“zhong”这个拼音码都打完，右手可以打“guo”，左右手并击就同时打出“中国”。现在生产的二型机与当年的一型机相比，二型机增加了存储、电池驱动，并可以双机同时操作，原来是一台速录机打，用标准键盘校对，现在可以两台速录机同时输入和同时进行修改。
唐可为说：“中国的速录机要比日本、韩国的好，1996年我们在法院成功推广的时候，日本还在演示阶段，韩国还在测试阶段。利用速录机输入理论上最高速度可达到每分钟520个字，熟练者可以打到240甚至280字，会议记录的要求是达到每分钟230—240字，而国内新闻的语速基本是每分钟260—270个字。”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一个历史小故事。曾经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担任手写速记记录，现任外交部档案馆馆长的廉正保曾回忆道：“1973年，周总理看到基辛格带来的速记人员使用速录机，用手敲击键盘就可以完成速录工作，非常感兴趣。会谈休息的时候，他走到我身边，当着基辛格的面问我，咱们能不能制造中文速录机啊？我那时胆子挺大，我说能，一定能造出来。但是我心里一点也没底。总理笑笑说，那好，好好努力，想办法把它造出来，人家能够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出来。后来，唐亚伟教授带领一批专家创造出了‘亚伟中文速录机’，只要敲击键盘，电脑显示器上就可以直接显示出中文，速度和效果比当年的英文速录机还好，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
唐可为没想到，真正让速录机掀起热潮的不是在法院，而是各种电视媒体和网络。唐可为说：“我们在法院这方面已经推广得非常好，但很多人没有看到，因为它在法院，人们在法院办案子不会关心用什么方式记录。”速录机的热潮源自中央电视台，为了给节目打上字幕，唐可为派去的小组一个礼拜都回不来，后来，围绕着中央电视台这块业务发展出了好几个速录服务公司。
速录的另外一块大市场是网站的直播，唐可为自豪地说：“所有成功的网络直播，都离不开亚伟速录机做记录，我们第一次给新浪网做速录，访谈的对象是IT业知名经理人吴士宏。原先用标准键盘录入，四、五个人都忙不过来，任何一个问题都不敢展开谈。有了速录机就完全不同了，嘉宾可以展开来回答，如果全都是‘是’、‘好’或者‘很好’这样的回答，网民也觉得没有意思。”
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大约有十几家速录公司，主要是围绕几个网站如网易、搜狐、新浪、TOM等提供服务，还有为一些大型会议，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分组讨论、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的分组讨论、票价听证会、大江截流会议、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等服务，此外，还有一部分业务来自咨询会议、产品发布会议、专家研讨会议和讲座。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速录员一个月的收入达到4000元。唐可为说：“2002年北京大约有100人左右从事速录工作，2003年据不完全统计起码是300—500人。我们去年速录服务创造的产值大约是500万元，我们占北京市整个速录服务市场不到10％的份额。抛掉一些会议因为财力及保密的问题，仅北京起码有2500万元的市场规模，全国的市场至少是几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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