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是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博物馆学、现代文学专家，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原副馆长。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任1981年版《鲁迅全集》修订委员会副主任，参加1992年版《郭沫若全集》注释工作。著有十几部、编撰上百部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文集。在日本、美国、韩国、前南斯拉夫和我国台湾等几十所大学讲学，被台湾和国外学术界称为鲁迅研究的权威人士。
少时，我是一个典型的偏科学生，从小语文好，数理化不大灵。我父亲是黄埔军校七期的学生，1947年去了台湾。这样的家庭背景，加上我是偏科生，考大学的难度可想而知。参加高考时，我作文得了很高的分，南开大学录取了我。当年由于家里生活困难，我是靠国家每月16元的助学金才读完五年大学的（我念中学时也因品学兼优得到每月4元的助学金）。所以，我一直认为是党培养我成为大学生的。
1962年，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北京。好几个单位想要我，但是一看档案中的“海外关系”就吹了。整整半年，我靠每天7角钱的补助，一边在北京图书馆读书，一边等待分配。最后，北京女八中的校长王季青出于提高教学质量的考虑把我留下了。王校长很关心青年教师，经常到宿舍看望我们。一次，她问：“陈漱渝，你的被子怎么这么薄？”没几天，她就送来一床棉被。这件事，我至今想起心里都是温暖的。王季青是王震将军的夫人，星期天她还经常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包饺子，逢到八月十五还请我们去她家里吃月饼过中秋。在党的关怀下，我成为教学骨干。我教书的女八中，是鲁迅的名篇《记念刘和珍君》中的女学生刘和珍读过书的学校，也许是这个巧合，使我萌发了研究鲁迅的热情，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这是人才学中的一条规律。“文革”期间，我细读或浏览了几乎全部鲁迅研究资料，约近千篇文章，作了几十箱卡片，初步了解了鲁迅研究的全局。我原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此后，步入了鲁迅研究的领域。素不相识的孙瑛同志了解到我的研究情况后，希望我到他所在的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1975年11月1日，毛泽东同志作了有关加强鲁迅研究的批示，国家成立了鲁迅研究室。孙瑛再次推荐我，经过中央组织部的考察后，我被调入鲁迅研究室，从此，我走上了专业研究的道路。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在日本、韩国、前南斯拉夫、我国台湾等几十所大学包括美国哈佛大学讲学时，亲身感受到鲁迅研究深受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关注。研究中，我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为了编好鲁迅年谱，我在北京图书馆用了整整一年多时间，翻了14年的七八种旧报纸。同时我力争文章含三分新意，在前人的肩上攀几分新高度。我特别重视研究鲁迅的当下意义，让这笔文化遗产溶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充实我们的民族精神。
树木成才需要沃土，人才成长也需要良好的人文环境。没有党的培养，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我一生最大的荣幸是参加了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部分注释工作和今年将推出的新版《鲁迅全集》的修订工作。这是国家确定的普及经典的浩大工程。《鲁迅全集》已修订过两次，正在进行的是第三次，这在诸多文学家中是唯一的，鲁迅是中国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是研究中国现当代作家的重要参照系，世界各国学术界都在关注这次修订工作。
我经历过烽火连天、山河破碎的抗日战争，也目睹过新中国诞生前夕，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糜烂，切身感受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今欣逢盛世，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我跟建国后成长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极左路线干扰的年代，特别是由于有“海外关系”，在十年浩劫中九死一生。即便如此，我仍然时刻不忘党和人民培养的似海深情，对革命事业的光明前途始终怀有乐观的信念。身处逆境时，我常常想起鲁迅散文诗《秋夜》中那株挺拔的枣树，它虽然被打枣杆抽得遍体伤痕，仍然用那坚硬的枝干直刺如磐的夜空。逆境兴人，这应该是所有信仰坚定者共同的人生经验。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个人的成就也总是有限的。无限广袤的是振兴中华的伟业。鲁迅说得好，与其不工作而多活几年，不如多工作而少活几年。我常用鲁迅这种“要赶快做”的精神激励自己，今天能做完的事情从不留给明天。
（本报记者倪迅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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