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雎》以《诗经》首篇的显要位置，历来受人关注。但在《诗经》研究史上，人们对《关雎》诗义的理解却多有分歧。毛诗认为，《关雎》诗旨在于颂扬后妃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的美德；鲁诗韩诗都认为《关雎》是刺诗，讽刺国君内倾于色。“五四”以降，又有学者认为《关雎》是婚恋诗。然而，《关雎》的诗旨究竟为何，人们莫衷一是。
楚简《诗论》每每论及《诗经》具体篇章的要旨，这为人们重新考索《关雎》古义提供了契机。在全部29支《诗论》竹简中，有4支简论及《关雎》：第十简：《关雎》之改，《木》之时，《汉广》之智，《鹊巢》之归，《甘棠》之保，《绿衣》之思，《燕燕》之情，害？曰：终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雎》以色喻于礼。第十一简：《关雎》之改，则其思益矣。第十二简：好，反纳于礼，不亦能改乎？第十四简：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瑟之悦，疑好色之。以钟鼓之乐（此处释文均已把假借字写定为通行字，并对竹简整理者所作释文中的部分文字作了重新释读）。
从以上《诗论》所言来看，《关雎》一诗的主旨在一“改”字。“关雎之改”是何义呢？各家于此多从古文字学角度作出种种猜测性和释读，终归于义多有未安。其实，问题的解决还是应该以《关雎》一诗的文本为依托。《关雎》凡五章，首章言钟情：“君子”在雎鸠关关鸣叫的河边，与窈窕美丽的淑女邂逅相遇，“君子”一见而钟情于“淑女”；次章言求爱：“君子”不分白天黑夜急切相求；三章“求之不得”：言“君子”的求爱遇到“淑女”的拒绝，遭到拒绝后，“君子”寤寐相思于那个美丽的姑娘，以至于心神不定，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四章、五章转言“琴瑟”、“钟鼓”，有些突兀。有的学者认为是敲锣打鼓迎娶新娘的情景，但是，这首先与先秦典籍所言上古婚礼不用乐相矛盾。《礼记·郊特牲》云：“婚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其次，从诗的上下章来看，第三章写的是遇到拒绝，第四章、第五章怎么还会迎娶呢？实际上，第四章、第五章所言，还是“求爱”。“琴瑟”、“钟鼓”都是乐器，在宗周，乐与礼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此处的琴瑟钟鼓实际上是礼的象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就是以礼相待、依礼相求的意思。从遭到拒绝后以礼相待、依礼相求的情况来看，最初的相求一定是不依礼仪的。至此，《诗论》“关雎之改”之义已甚明。从最初的越礼相求而遭拒到遭拒后的依礼相求，这不正是一种改变吗？
从越礼相求到依礼相求，是“求”的方式的改变，这只是“关雎之改”的第一层涵义。“关雎之改”的第二层涵义是从不知礼到知礼。起初，之所以越礼相求，是因为不知礼。遭到拒绝后，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里的“思”，以往学者们都解释为“君子”对美丽淑女的苦苦相思，这自然不错，但是，这个“思”，也应该包括“君子”对自己求爱失败的痛苦反思。经过痛苦的反思，“君子”终于悟出了失败的原因，那就是自己不知礼。
了解礼的首要途径是通过对专门的典章的学习，但是，即使可以背诵礼仪，并不等于真正的知礼，真正的知礼，是对礼的身体力行。《关雎》中的那个君子，应当是一个贵族，想必也一定学习过礼的典章，但是，他起初并不真正知礼，经过求爱失败的痛苦，使他领悟了礼。所以，《诗论》第十简说“《关雎》以色喻于礼”。此处的“喻”字，有的学者解释为“比喻”，进而把“以色喻于礼”解释为用色来比喻礼。其实，这样的解释是不妥当的。此处的“喻”是“知晓”的意思，与《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喻”字用法相同。“以色喻于礼”的意思当是，由追求女色这件事而知晓了礼。所以，第十四简说“其四简则喻矣”，意思是说，第四章写的内容是“君子”知晓了礼。
“关雎之改”的第三层涵义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升华。第十四章说“以琴瑟之悦，疑好色之。”理解这一简思想的关键是“疑”和“”字。《尔雅·释言》：“疑，戾也。”郭璞注云：“疑者，亦止。”按照郭注，“疑”有“止”义，此与《诗经·桑柔》“靡所止疑”的“疑”字用法相同；《说文》：“，贪也。”“以琴瑟之悦，疑好色之悦”的意思是用琴瑟的愉悦来抑制好色的贪心：琴瑟钟鼓已成礼乐，“琴瑟之悦”就是礼乐文明所带来的愉悦，这种愉悦既是带给“淑女”的，也是带给“君子”的。对于“淑女”而言，起初遭到非礼，自然心怀不畅，今待以礼乐，当然欢快；对于君子而言，起初越礼而求，惨遭拒绝，今依礼相求，即可成男女之礼，琴瑟钟鼓之礼乐文明，也给自己带来愉悦，如今自己已经成为一个遵守礼义的正人君子，礼乐所带来的快乐，当然就会使贪色之心得到抑止。“君子”的贪色之心得到抑止，说明“君子”的愉悦已经不是美色所带来的愉悦，而是精神层面的愉悦，至此，君子的好色也得到了升华。
综之，楚简《诗论》所言《关雎》之旨，与齐鲁韩毛四家诗均不相同。其中，毛诗序的立足点在后妃。但是，就《关雎》的文本来看，“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施动者都是“君子”，也就是说立足点在“君子”。这与《诗论》正相吻合。《诗论》所言“《关雎》之改”，说的正是诗中的主人公“君子”。比较而言，《诗论》所言《关雎》诗旨胜于四家诗说，而且更接近诗篇古义。
下面再谈谈《关雎》分章问题。毛诗尾题：“《关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陆德明《经典释文》认为：“五章是郑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按照陆德明的说法，《关雎》分五章，是郑玄分的，毛公本来是分三章的。此后，朱熹《诗集传》、陈奂《诗毛氏传疏》都接受了陆德明的说法，分《关雎》为三章。陆德明所言毛公分三章，郑玄分五章，不知何据。究竟最初《关雎》分三章还是分五章，人们已无从考证。因此，《关雎》分章问题就成了诗经学史上的千古悬案。《诗论》的刊布，为我们揭开这一千古学案提供了契机。
《诗论》第十四章简论及《关雎》时说道，“其四章则喻矣”，由此可知，《诗论》至少把《关雎》分为四章，这与陆德明所云毛公分三章、郑玄分五章之说皆不相合。从《左传》赋诗引诗有言卒章之例来看，《诗论》不言卒章而言四章，四章当不是卒意，四章之后还应有卒章，也就是说，《诗论》分《关雎》为五章。由此看来，分为五章，当是《关雎》最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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