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尤其是在事业单位中占相当比重的咨询研究机构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也相应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此方面，由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马洪出任理事长的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
圳）多年来进行了不懈探索。该院是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弟一个全国性的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研究院建院十五年来，经历了艰苦创业、探索发展、形成品牌等发展阶段，立足深圳，面向全国，坚持以人为本，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探索建立研究咨询机构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新路子。日前，该院建院十五周年之际，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刘国光、高尚全，以及来自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部分国际机构的驻华代表百余人出席了该院在京主办的“新时期咨询研究机构市场化改革研讨会”，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罗力主持会议并宣读了马洪同志的书面发言，林毅夫、林凌、戴圆晨、王振中、曹远征、张曙光、茅于轼、石小敏等十余位经济学家分别发言，在高度评价综合研究院的成功经验的同时，就新时期我国咨询研究机构如何深化改革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和研讨。限于篇幅，这里仅摘发部分与会者的发言要点：
马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历经二十多年中央和地方政府机构逐步渐进的重大改革和调整，在事业单位中占很大比重的研究咨询机构，依照企业化的发展路径，面向市场，开始发生适应市场经济的深刻变化。然而，尽管历年来进行市场取向的研究咨询机构改革探索取得了一些经验和进展，但在总体方法和措施上尚缺乏明确的共识。如何实现依托市场对咨询研究机构的管理，以及咨询研究机构如何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通过竞争完善产品和服务质量，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等等，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综合开发研究院坚持面对市场，理性地坚持民间研究咨询机构的性质，创造和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也面临新的问题，需要和全国其他咨询研究机构一道，继续遵循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为完善政府重大问题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决策程序，充分利用社会智力资源和现代信息技术，增强透明度与公众参与度作出应有的贡献。
李灏（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加快事业单位改革和中介机构发展的步伐，加快政府重大经济社会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要求。这是我们咨询研究机构继续前进的方向，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压力。咨询研究机构走向市场化，并不是说将所有的研究机构都推向市场，政府就统统不管了，我认为，这里所说的“市场化”，是指改革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统包统管的传统体制，政府对咨询研究机构的无偿划拨经费向“政府采购”转变。这样一来，政府可以通过“采购”的方式得到所需要的“产品”，有助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咨询研究机构也获得了动力，同时也承担着压力。这样咨询研究机构不仅要提高效率，而且要提高质量，要千方百计生产出让“顾客”满意的产品。有了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咨询研究机构就可以进一步地“社会化”，为企业及共它社会机构提供智力服务。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咨询研究机构怎么样拿到足够的资金，吸引一批有能力的研究员来研究宏观问题值得研究。我想资金的来源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出钱，一个是国外机构出钱，第三个像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样可以从教育上面拿点钱，第四个是做政府的委托课题。政策咨询是一个公共产品的研究，可能将来更多的要以政府投入的方式来做。因为，企业出资难免有企业的利益；国外的机构关心的问题跟我们关心的问题并不完全一样，他们是站在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问题，有些问题他们看来很重要的，在我们这里可能并不很重要。我们解决问题总要有个优先顺序，拿国外的钱办国外的事，可能不是我们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政策咨询真正的市场化资金来源还是政府的课题委托。
郭万达（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咨询研究机构要面向市场，核心的问题我觉得有三个，一是怎么样打破铁饭碗，二是怎么样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三是如何培育团队精神。在这些方面，我们有一些做法，主要是建立了人才进入和退出的机制，实行全员聘任制，建立了岗位目标责任制和绩效优先的机制。同时，也努力把这支队伍变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我们较好地处理了客户委托的个性化研究和机构公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当地政府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渠道，完善了诸如报告的传送等制度。与此同时，为了处理好公共政策研究和咨询研究市场化的关系问题，我们成立了公共政策研究的队伍，对于重大的公共政策研究，大家共同来讨论。同时，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公共研究转化的平台，通过我们的联盟、信息的平台，及时地把公共研究的成果传播出去。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咨询研究机构一种是商业性的，一种是政策性的，二者是有区别的。要办好一个民办政策研究机构，一个是体制条件，必须是独立的社会化的体制，这样才能够公正地、客观地为政策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第二个是政策条件，需要营造一个平等参与竞争的政策环境，如政府的重大课题采取公开招标；第三，咨询研究机构要给自己一个明确的责任定位，一个良好的善良的追求和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复杂的市场环境下，逐步克服困难，走出一条民办政策研究机构的路子。
郭振英（原国务院研究室工交司司长）：目前我国各级政府主办的研究咨询单位，机构庞大，分配上多是大锅饭铁饭碗，不利于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如何改，我想大体有这样几种出路：一是保留财政继续拨款，二是转为企业或者是纳入企业，三是有些可以成为中介组织，四是有些可以成为类似行业协会或商会的社团法人组织。无论是哪种情况研究咨询机构必然走向市场才有出路。研究咨询机构不能变成政府的研究室，也不能办成研究单位，是为政府提供智力支持的机构，因此内部要制度创新，建立起适应市场需要的运转高效的机制.在这方面深圳开发研究院作了有益的尝试，他们创造的办法避免了富了和尚穷了庙，也避免了富了庙穷了和尚，值得借鉴。
王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政策性的研究咨询机构应该是面向公众的，提供的是公共产品。作为公益机构，一方面要实现组织自身的发展，另一个方面也要考虑怎么样实现公益性的目标。前一段我刚从英国回来，在英国，非营性利组织有十九万四千家，他们每年从财政系统得到的资金是三十三亿英镑，都是通过政府采购、委托提供的。同时，政府也建立了非常庞大的监督体系，设立了一千六百家机构，二十四小时接受投诉。我们呼吁政府应该建立强有力的监督，给钱不是办法，还要有一个监督，这个监督还要建立在公民监督基础上。
李伯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谋”与“断”分开的特点愈发突出。由此也决定了咨询的市场在扩大。这一点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近年来，各类咨询机构不断涌现，许多大牌的国际咨询研究机构正在进入中国的市场。国外的咨询机构数量不多，但在咨询的份额中却占有比他们的数量比重大得多的比重，这一点值得我们关切。我们的咨询机构如何提高竞争力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中国的咨询机构要想继续发展，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市场化、社会化是咨询研究机构改革的必然选择。综合开发研究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咨询研究机构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我想，一是独立性，二是民间性，三是公正性。这三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的。今后，咨询研究机构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要强调以人为本。人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是产权的主体，是经营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但人的主体地位怎么确立，怎样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这个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怎么样激发出来，都是需要我们研究的重要问题。还有就是要研究怎么做好咨询研究机构自身的改革，要建立有效的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没有这种激励机制约束机制，研究机构本身也很难发展。再有，就是咨询研究机构要办出特色来，必须提高竞争力。只有这样，咨询研究机构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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