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下旬以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对郴州市苏仙桥原郴州美术厂旧址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考古发掘,发掘出13口古井,从中清理出东汉末年到唐宋时期的简牍1200多枚。目前考古发掘工作已近尾声,经初步鉴定,专家认为,这一考古发现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次所发掘出来的简牍均属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中700多枚西晋简牍最具学术价
简牍文化向南推进近400公里
去年12月24日,郴州考古工作者在该市苏仙桥龙门池的一个建筑工地发现了10口古井,首先在四号井约9米深处发掘简牍埋藏表层,并从中发掘清理出简牍50余枚。这一重大发现立即引起考古文物界的高度重视,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派出曾负责龙山里耶秦简发掘工作的简牍专家张春龙副研究员前往郴州。经过进一步发掘,在2月10日前,发掘出的500多枚简牍主要是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简牍,其中东吴时期的300枚。2月10日,考古工作者又发掘出了7捆共计700枚西晋时期的简牍。同时还发现了一批古代器物。
对于这一考古发现的意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袁家荣称 这是我国首次在长沙以南地区出土的古代简牍,标志着我国的简牍文化向南推进了近400公里,拓展到了岭南地区。由于其与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和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秦简形成了一条相互验证的完整链条,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湖南简牍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湖南省文物局曹砚农研究员向记者介绍,简牍是纸张发明和未普及之前用于书写文字的主要材料。《墨子兼爱》即有“书于竹帛”的记载。主要使用于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年至公元4世纪的魏晋时代。1901年1月,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和瑞典人斯文·赫定分别在新疆境内的内尼雅和楼兰发现共1000枚左右魏晋简牍,拉开了我国现代简牍考古发掘的序幕。100多年来,先后在17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了春秋晚期到战国、秦汉、魏晋、唐宋7个时代26万枚各类简牍文献。但长期以来,一直未在长沙纬度以南的南方地区发现过简牍。因此,这一考古发现具有标志性意义。
对西晋历史具有重要补正作用
据郴州市文物事业管理处主任秦小军介绍,此次出土的简牍中,最具学术价值的是700多枚西晋简牍。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自立,建立晋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但直到太康元年 公元280年 灭吴方“始归统一”,公元291年又开始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公元317年即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灭。由于存续时间极短,加之处于大动乱向大分裂的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资料极少。目前国内只零星收藏了10多枚西晋简牍,即使二十四史中对西晋的记载,也是300年后唐太宗时期的房玄龄等人根据前人笔记的残留和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编撰而成,记叙粗略且错讹丛生。而此次发现的西晋简牍数量极大,保存完好,且为官府文书。从目前解读的100多片简牍看,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并发现了一些史书上未记载的官名。初步展现出了西晋时期的历史画卷。
参与考古发掘的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春龙副研究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 西晋简牍的发现,“不仅我们中国人关心,现在世界上搞汉学研究的、搞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都很关心。”他预言,“这个资料整理出来以后,《剑桥中国史》等历史书涉及到西晋这一代的都要改写。”
学术价值有待于研究与考证
据专家分析,由于目前郴州简牍尚处于发掘阶段,大量简牍没有进行解读,其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尚未体现出来。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对于当时大一统体系的研究有重要史料价值。从目前解读出来的前部分文字看,除了反映当时的行政体制、居民祭祀祷告等外,还有一些反映当时官府祀天祷文和官员上书的奏章内容的简牍,及对人口迁徙、邮政距离等方面的记载。通过个案分析,当时中央对地方进行集权统治的大体轮廓就能凸现出来。二是对于南方特别是岭南地区古代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对开展岭南地区的考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参加此次考古发掘的郴州市文物管理处考古科科长唐涛称,根据这些记载,可以肯定郴州当时被称为桂阳郡,郡治就在郴州市城区,并确定出桂阳郡古城区东西南3个方向的边界位置。因此,所发现的西晋简牍很可能就是西晋时期桂阳郡的郡志。对当时桂阳郡的郡治所在地及辖区都有较为明确的记载,为考古工作向岭南地区拓展打开了一个通道。三是对于汉语的语言文字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作为古文字专家,张春龙副研究员指出,此次在郴州发现的简牍从时间上看,从东汉建安年间到唐宋的简牍都有,绵延上千年。对于这些文字记载的进一步解读,可以更加清晰地理清这千年时间汉语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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