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陈漱渝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
刘景录委员（中央党校原文史部主任）
瞿世镜委员（上海社科院英国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本报记者倪迅
陈漱渝：不能“思想淡出”，而要主旋律突出
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特别突出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它既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专业性，又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只有坚持正确的导向，才能收到积极的社会效益。作为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在自己的工作中深切地感受到，在社科研究中片面提出“思想淡出”的主张，不仅不会使“学术突显”，反而会使学术研究步入歧途。
比如，在西方相对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有些所谓对中国进行“前瞻性思维”的学者，把西方的政治体制作为全球化浪潮下的普世原则，以自由主义立场在媒体和网络上挑战当前国家的基本政治体制。他们在知识界，特别是在涉世未深的青年学生中产生了迷惑作用，不利于维护我国的政治安全，这种倾向应该引起关注。
历史经验证明，在思想文化工作中，不管情况多么复杂，只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主旋律突出，我们才能更好地引导人们积极向上，也才能更好地研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取得有益于人民群众的成果。
刘景录：民族精神要弘扬，人文精神要张扬
实践告诉我们，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构建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尤其要弘扬和培育传统与现实相统一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人文精神的教育。因为，中华民族在自己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民族精神中，包含了维护人的尊严、崇尚道德情操和对理想的追求等等的人文精神。对于一个人来说，既有严格的科学精神，又有浓烈的人文情怀，才具有完整的人格。但是在当前的教育中，人文精神教育显然是弱项，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全民教育都是如此。中小学的孩子用绝大部分时间学数理化，人文内容的课占很小的比例。大学生中理工科学生所占比例最大，他们都扑向自己的专业和外语，无暇顾及其他。这样，人就不知不觉地成了马尔库塞所说的只有实用的科学知识，而没有理想和想像力的“单面人”。这种与人文科学疏远和隔离的状况，显然不利于普及人文精神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尽快改变。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我们要理性地对待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只能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地基之上。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优秀，但其核心精神是优秀的，它能绵延数千年不断而依然富有生命力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如记载于“群经诸子”之内、体现在《二十四史》之中的我们民族自强不息的从道精神，厚德载物的博大襟怀，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崇德重义的价值信念，成贤成圣的人格追求等等，在历史上曾经造就过无数英雄豪杰，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自尊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力量。我们新的道德体系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我们的民族精神应该在这样的基础上培育和发扬。
瞿世镜：岂能兴了“产业”，丢了文化
我们应该按照中央强调的那样，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区分营利性的文化产业与公益性的文化事业。两者不能混淆。一些发达国家的文化教育卫生领域，实际上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一边是非营利公益事业，另一边是营利性企业。进入市场化文化贸易渠道的，主要是文字数据处理机即电子打字机、电传、电脑、游戏软件等文化产品。它们是营利性文化产业的主攻方向。而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学馆、文化宫等文化基础设施，都是社会公益事业，多数对居民免费开放。社会文化服务多半也是非营利的。这样做是为了保护社会公益事业，能够让大多数人享受到公益服务。
这条分界线的关键，是区别公益与营利，而不是公办或民办、公立或私立。在我们有些人看来，民办的教育和文化单位都是营利性的文化产业，其实并非如此。私立学校产权私有，但不一定都是营利性质的单位。比如美国的私校与营利是不同概念。4096所大学中，只有669所是营利的，主要是两年制专科职业学校。作为美国高等教育骨干的研究性大学，不论公立私立，都是非营利的。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分？就是为了防止把整个文化教育事业都推向市场，影响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现在有些地方，政府在居民小区建造文化中心，本来应该是公益性基建投入，却转卖给街道。街道再将其分块出租，成了发廊、洗足屋、KTV包房。结果是兴了“产业”，丢了文化。如果把一个地区的文化服务全部推向营利“产业”，势必导致社会道德水平下降，治安成本上升。因此，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一定要明确一个指导思想：无论是发展文化产业，还是发展文化事业，都必须服从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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