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临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它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越多样化，互相学习的机会也就越多。”这是人类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对文明采借与社会进步之间关系所做的精辟概括。从这一视角审视世界大学发展的历史
在现代意义的大学产生之前，人类各文化圈之间的采借活动主要是通过学者的游学、商旅和宗教、战争等途径来完成的。其中，跨国游学是最主要的文明采借方式。如古典时期埃及的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和卡尔纳克神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希腊的学者，梭伦、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莫克利特、柏拉图等横跨地中海到埃及游学。这使得希腊成为世界文化的摇篮之一，在国际文化的交流史上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的普遍创立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产物。阿拉伯世界的“迈德赖塞”是欧洲中世纪大学学院制的先师。英格兰的牛津和德意志的海德堡、莱比锡则是意大利和法国的“混血儿”。大学生成的国际化恰为“文化传播学派”的学者提供了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从创造点到接受点的过程”。文化作为一系列元素和特质的集合“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播散到另一个区域”。
如果说近代以前的大学发展史是一部区域性的文化交流史，那么，近代大学的发展则是一部西化史。以德国柏林大学创建为标志，各国大学出现了学习、模仿、趋同、一体化的趋势。自由、独立、为“科学而生活”的理念成为世界大学发展的潮流，德国大学很快发展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和人类的“精神故乡”。不过，在一个世纪之后，柏林的“欧风”渐被二战前后的“美雨”涤荡一空。伴随着美国的经济崛起和称雄世界，其大学教育也快速挺进，“威斯康星之火”燃遍美国。从20世纪初始，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美国大学社会化、职业化、大众化轮番登台亮相，领导了世界大学发展的主流。美国成为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心。
20世纪7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以来，以经济全球化浪潮为背景，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出多元互动与回归传统的趋势。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学间的互动与交流也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其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大学间的相互交流、采借和融合都得到空前加强；另一方面，人们也开始不断反思和追问。有人认为希腊是理性的故乡，去欧洲寻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有人提出在大学人文教育的迷茫之后，高等教育要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寻求智慧，可谓见仁见智。
世界文明间的相互采借是大学发展的真切轨迹，它使得大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在古代，由于学者的流动带来某地区的学术繁荣和学者群的形成，进而导致大学的出现；同时，大学的产生和开放式的管理也使大学形成更大的学者群体和学术派别，通过国际交流为大学发展带来新鲜血液。由此可见，没有世界各地区间的文明采借，就没有大学的产生;没有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就没有大学的发展。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在过去被证明是人类进步的里程碑。希腊向埃及学习，罗马向希腊学习，阿拉伯向罗马学习，文艺复兴的欧洲向拜占廷学习。今天，各个国家、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加深，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性也更加突出。尤其是中国在加入WTO后，高等教育深受全球化时代风潮的影响，其学科设置、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管理模式甚至教育理念都将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强烈影响。但是，大学在全球化背景中如何植根于本民族文化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国内外学界在探讨大学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普遍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并非意味着大学理念和大学管理模式的单一化，相反，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学的发展却突显了“本土化”、“地方化”的多元演变趋向。这说明，全球化时代的大学发展，既要顺应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融入世界文化，同时也要注意保持独特的“个性”,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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