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整理国故运动一直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文化逆流，颇遭物议。论者一方面批评它在政治思想上诱导青年脱离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指责它在文化思想上背离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但时过境迁，今天再来客观地考察这一段历史，就不难发现这两种论断均有悖于当时的历史事实，有失偏颇。
首先，从政治思想方面看，胡适在揭橥整理国故运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虽然继续鼓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调，但他在此倡导研究的“问题”，其实指的是“社会人生切要的问题”，是“关切人生”的“逼人的活问题”，亦即社会现实问题，包括政治问题，而并非仅局限于学术问题。也就是说，至少在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之初，胡适并没有诱导青年脱离现实政治的动机。当然，由于一味遵循“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运动确实与当时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有所脱节。但就社会分工而言，整理国故运动还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文化意义的。要言之，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向，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后，迅即从正面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从而在社会政治的“主义”层面上，使新文化运动达成了救亡与启蒙的有机结合。至于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诚然一时缓不济急，却也及时把握了历史契机，积极地回答了新文化运运何去何从的文化问题，从一个侧翼执着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事业，并使之逐渐趋于成熟、深化。缘是，整理国故运动就在学术文化的“问题”层面上，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由此可见，这两种路向固然分工不同，但亦可谓相得益彰、互为补充。
其次，从文化思想方面看，胡适等人更是引领了一时风气。当时，一些保守人士因昧于时势，在很大程度上仍难以摆脱恋古情结；而大多数新文化派人物又拘于“不破不立”的思维模式，以至对传统文化的优长缺乏必要的汲取。在此之际，胡适等人率先揭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主张立足“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出中西文明的有机结合点。他们一方面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另一方面又深化了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所以，他们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并非只是一场单纯的学术文化运动，而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体现了新文化运动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对此，当时即有论者十分肯定地评价说：“在这转型期运动的全盛时候，便有国故整理的兴起。这在文化运动方面是一种事业，并且是不可越过的一种步骤。”（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
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推动作用
具体而言，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学科体系的重建来看，整理国故运动基本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主张按照西方现代学术门类，对“国学”加以分科研究，由是最终将“国学”一词逐渐淡化出现代学术舞台；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对封建经学独尊地位的严厉批判以及“六经皆史”观念的大力阐扬，完全剥除了经学的神圣华衮，宣告了传统经学的解体和终结，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史学的独立。
其次，从研究眼光的转换来看，整理国故运动也冲破了传统学术观念的多种束缚，普及了“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雅俗平等”等治学观念，在中国学术界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平等的眼光”，缘是大大拓展了国学研究的视野与范围，将国学研究的领域延伸到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在此期间，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运动”也经过对“怀疑的态度”的普遍提倡，极大地促进了现代疑古思潮的发展，使之在运机、深度、规模等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再次，从研究方法与方式的更新来看，整理国故运动更是以开放的胸襟迎接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广泛地运用于国学研究领域，尤其是以现代考古学方法取代传统金石学，由此在殷墟发掘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同时在西方学术体制的启发下，中国现代学术界也开始萌发了“集团化研究”的意识，并逐步建立起一系列现代学术研究机构和团体，以集众的方式开展研究，其中尤以史语所为佼佼者。
总之，整理国故运动是一场具有“学术范式”意义的学术革命。1929年，顾颉刚说：“这是把中国昔日的学术范围和治学方法根本打破，根本换过的；这是智识上思想上的一种彻底的改革。”（《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年报第6集.序》）。
整理国故运动不可估之过高
整理国故运动在有力地推动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同时，也留下了一些缺陷。首先，正如郭沫若所说：“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尤不可估之过高。整理的事业，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重新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整理国故的评价》）确实，由于过分注重考据、反对疏通，整理国故运动实际上只是以史料考订与整理为主，基本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从而欠缺从宏观上整体驾驭的能力，更无法进行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思辨，这就很难达到它所谓“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目的。对此，周予同曾十分敏锐地指出：“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虽然也曾提出治史的三个目的为‘明变’、‘求因’与‘批判’；但疑古派与考古派究竟多只做到‘明变’的一部分工作，而没有达到‘求因’与‘批判’两个目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其次，古史辨运动虽然凿破鸿蒙，廓清迷雾，打破了传统古史观念，揭示了旧有古史体系的不可信，强烈地震撼了当时的社会人心，积极配合了思想解放潮流的发展，但无可讳言，由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必要的“敬意”，同时又混淆了“辨伪书”与“辨伪史”之间的界限，过多地运用了“默证”的方法，也就使古史辨运动在某些方面不免“疑古”过勇，以致完全否定了古史“传说”的可靠性，一度造成了中国上古文化的空白。
尤为关键的是，尽管胡适在揭橥整理国故运动时，已意识到“国故”事实上也不乏有“真意义”与“真价值”，但因为以所谓“捉妖打鬼”为根本的出发点，致使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了过多的否定。胡适便曾声明：“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这叫做‘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整理国故与“打鬼”》）他还不无遗憾地表示：“‘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当然是我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不难想见，由于在潜意识中已经预先有了这种否定性论断，整理国故运动不可能对传统文化加以真正客观的评判。
在“中西文化观”上，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初衷本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机地联系现代欧美思想体系的合适的基础”（《先秦名学史·导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但因为片面地拔高西方文化，“整理国故运动”实际陷入了某种程度的“西方中心论”，一切以西方为准绳，从而不仅欠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客观评判。胡适后来也说过：“我们的固有文化究竟有什么‘优’、‘长’之处呢？我是研究历史的人，也是个有血气的中国人，当然也时常想寻出我们这个民族的固有文化的优长之处。但我寻出来的长处实在不多。”（《三论信心与反省》）他并且断言：“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肯认错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不要怕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今天看来，这些言论诚然是针对那些盲目自大的“国粹”论者而发，但其中毕竟流露出某种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和“全盘西化”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意味着整理国故运动存在着严重的方向性偏差。
由此出发，这种一概奉西方文化为圭臬的“西方中心论”倾向，当然也给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陈寅恪便曾经批评说：“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旧派失之滞……新派失之诬。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其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历史、政治、社会的材料，归纳而得的结论。结论如果正确，对于我们的材料，也有适用之处。因为人类活动本有其共同之处。所以，‘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很有可能性的。不过也有时不适用，因为中国的材料有时在其范围之外。所以讲‘大概似乎对’，讲到精细处则不够准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此外，朱自清在与浦江清交谈时也曾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朱自清日记》，1933年4月21日）显然，他们对胡适等人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来“整理国故”的取径不无保留，而这些针砭恰恰击中了整理国故运动的偏颇所在。
如果说以上所述主要还只是就整理国故运动的学理缺陷而言；那么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它同样也产生了不少流弊。当胡适逐渐从“整理国故”走向“全盘西化”时，另外一些被裹胁入“整理国故运动”的“国粹”论者，则反借“整理国故”之名，行封建复古之实。于是，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风行一时，向来被“冷搁在毛厕边缘的线装书，连孔家店的一应旧礼教在内，却逐步的得藉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美名，而重受时代之盼睐”（钱穆：《论百年来之读书运动》）。以至当时便有人观察到：“除了适之先生自己和顾颉刚唐擘黄钱玄同等三四位先生外，哪一个国故学者在‘磨刀霍霍’呢？唉，哪一个不是在进汤灌药，割肉补疮呢！哪一个不是在垃圾桶里掏宝，灰土堆中搜珍奇呢！”（《整理国故与“打鬼”·西滢跋语》）此言容有夸大，却也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整理国故运动所导致的流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在创刊之际，就在《发刊词》中严正申明：“我们相信新思潮，相信必然趋势的新思潮，……我们怀抱了这种态度，所以勇往向前，宁可任‘神经过敏’和‘鹜新’的讥骂，永不作‘时代错误’的‘国粹’论调和阻碍文化的调和见解”，“我们的手段：是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激发思想，再造文化”。这与胡适所谓“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虽大致相同，但此处之所以特意以“激发思想”替换“整理国故”，显然正是为了避免“整理国故运动”所造成的现实流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