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岁月继往开来、和平崛起的丰厚资源。
和平崛起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两个基本命题：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
综观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
文化的力量看似无形，但它和经济、政治的互动作用却是潜移默化而又深刻长远的。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民族精神总是为兴盛的国力所激发奔涌，又为其进一步发展增添活力。从古代看，希腊文化如是，罗马文化如是，中国的汉唐文化如是，欧洲文艺复兴如是。从近代看，日本如是。从现代看，新加坡亦如是。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因此，可以说，文化是构成民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当然，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和弘扬自身传统中发展，在借鉴和吸纳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中丰富，在反思和推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更新的。为此，在大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中国传统文化做一番梳理扬弃的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将有助于打造堪以支撑中国和平崛起的宏大文化思想体系。
中国和平崛起这个概念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国必将逐步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二是中国崛起不是靠武力掠夺方式来实现，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和平圆融的方式来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求得发展壮大。这条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发展道路，其内在核心精神恰恰体现了中国文化两个基本命题，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就是要永远努力向上、绝不停止，表现了中华民族奋发进取、顽强拼搏的刚健精神；“厚德载物”，就是要始终以和为贵、德性淳厚，表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包、博大宽厚的和合思想。如果将其设定为一个精神坐标的话，可以说，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就是那提升中国国力不懈向上的纵坐标，而厚德载物思想则是那引导中国发展趋于中正平和的横坐标。如果说，自强不息精神解答的是中国崛起的精神动力问题，那么，厚德载物思想回答的则是中国崛起的路径模式问题，即要以圆融平和的方式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和各方位挑战。
自强不息精神的主要内容有：弘毅自励，居安思危，求真务实，革故鼎新
有意思的是，西方有关洪水的神话，大都强调上帝的神威和幸存者的侥幸，如“诺亚方舟”、“杜卡里翁方舟”等，人类的抗争则孱弱无力。反观中国有关洪水的神话，却有一种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刚健精神充盈其间。大禹治水，没有祈祷天降“方舟”解救人们逃离苦难，而是以“人定胜天”的勇气与洪水搏斗，最终战胜自然。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后羿射日、刑天断首、愚公移山等篇目，无不昭示着中华民族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伟力。
“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险。”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一种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它是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历久弥新、“愈挫愈勇，愈挫愈奋”的不竭动力。“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实干兴邦，空谈误国”等充满大智慧的思想，影响着历代中国人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世界的思索。
自强不息精神的主要内容有：
弘毅自励，勇于担当。“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国传统文化中凝聚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历史使命感，它感召华夏儿女胸怀天下，志存高远，勇担重任，建功立业。商汤早起晚睡，操劳政务，体察民情，勤奋不怠，创下商朝五百余年辉煌基业。后世歌颂他“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周公旦辅佐成王理政，呕心沥血，“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教化天下，平定叛乱，成“成康之治”。晋朝祖逖从小立志拯救内忧外患的国家危局，闻鸡起舞，春去冬来，终成一代名将。为实现“从头收拾旧山河”的理想，南宋岳飞以“精忠报国”自勉，南征北战，多次打败金军，赢得“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美名。清末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迈精神，沉重打击了外国鸦片贩子，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更是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情怀。面对晚清“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的危局，他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奋起抗争，为中国革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周恩来同志年轻时即立下大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功勋不朽。正是这种弘毅自励、敢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着中华民族走过五千年的历史风云，虽历经千难万险，仍不断发展壮大。
一个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作支撑的人，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作支撑的民族，也是难以进步发展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中国和平崛起，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中弘毅自励、勇于担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居安思危，忧患戒惕。“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历朝历代仁人志士，以这种忧患意识自励自警，未雨绸缪，忧国患民，上下求索。伟大思想家孔子曾指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唐代名臣魏征提醒唐太宗不能“居安忘危，处治忘乱”，要“留心治道，临深履薄”。李世民虚怀纳谏，勤勉力政，“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成贞观盛世。宋代政治家范仲淹主张“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元璋在建国伊始就告诫当年追随他南征北战的将军们：“自古帝王，居安虑危，处治思乱。今天下初定，岂可遽为以安而忘警戒！”以“诗、书、画三绝”著称的清人郑燮，在知县任上忧心政事，牵挂百姓，写下了“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名句。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建立之际曾经告诫全党同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正是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促使中华民族虽经历沧海桑田，仍永不懈怠，积极向前。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胡锦涛同志指出：“形势越好，我们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居安思危，越要谦虚谨慎。”无论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情况如何复杂，只要能居安思危，永不懈怠，我们党、我们国家就能始终掌握主动，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求真务实，经世致用。中国传统文化素来推崇积极入世、求真务实的人生观。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治国、平天下，时刻关注国事民瘼、天下苍生，力求通过经世致用，促使“民以安，物以阜。”墨子强调为学、从政必须体察天下“耳目之实”，关注“百姓人民之利”，并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墨学价值判断的标准。东汉著名学者王充高扬“文以致用”的旗帜，力倡“实学”，指出文章“为时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篇无补”，坚决反对虚妄浮华的时尚之风。魏晋南北朝时期，崇尚清谈，玄学盛行。历事四朝、倍尝艰辛的著名思想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图高谈虚论”，要求为文必须有用于时，做人必须应世经务，从政必须有益于世，切勿高谈阔论。唐朝诗人白居易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认为诗歌不可一味“嘲风雪、弄花草”，而要为百姓疾苦鼓与呼。儒学大师顾炎武自幼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注意民生利病和国家大事。一本《日知录》，记录了他“兴太平之事”、求学术之真的拳拳之心。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晚清衰世，龚自珍力倡注目现实、力戒空谈，断然舍弃考据之学，转向“西北舆地”研究，务求使文有用于时、有补于世。正是这种求真务实、经世致用的精神，支撑了整个中华民族不断超越思想局限、赢得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极端重要性，一步一个脚印地做好工作，扎扎实实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只有把求真务实的精神弘扬起来，把加快发展的立足点放到真抓实干上，我们才能不断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
革故鼎新，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改革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又一鲜明体现。秦孝公励精图治，赈孤寡，招战士，明功赏，重用商鞅，变法图强，使僻处一方的秦国“卒以拓霸国之规模，立统一之基础”。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豪迈气概实行变法，实施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将兵法等项改革，发展了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明代中后期，内忧外患，国势日蹙。张居正深知进行改革势必“害于身而利于国，又负天下之谤”，还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整顿吏治，巩固边防，俭以聚财，推行“一条鞭法”，改变了明王朝的困难局面。为挽救晚清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局，谭嗣同以“冲决君主罗网”的气概，积极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最后为之献身。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每一次大的进步，无不张扬着改革的旗帜，显示着改革的力量。正是在无数次自我反省甚至批判中，中华民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和挑战，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
我们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亘古未有、气势磅礴的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变革创新精神在当代的集中体现和创造性发展”。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华儿女冲破重重险阻，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旧体制的积弊尚未完全消除，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未解决，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新的科学、全面和可持续发展观尚待由认识变为自觉行动，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都有赖于体制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我们仍需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和弘扬改革精神，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按照“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的要求，坚决冲破一切妨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做法和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弊端，以改革为动力不断推进中国和平崛起。
厚德载物精神的主要内容有：同心同德，协和万邦，兼收并蓄，天人合一
时下，我们常常谈到一个现象“西学东渐”，而对另外一种现象，即“东学西渐”却颇为陌生或者漠视。事实上，17到18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时，曾经引起西方一批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极大的兴趣，如笛卡儿、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歌德、康德等。法国学者伏尔泰指出，作为思想家来研究这个星球历史时，首先要把目光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
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许多世界大师都对“以和为贵”思想心醉神迷。他们认为，西方人是在与外界对立冲突中建立民族形象和认同的，而中国人却是在与万物和谐共处中把握自身精神和本质的。比如，17世纪初，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就曾盛赞中国人“和平而安静”。上个世纪3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则写道：“现代世界极为需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特别是‘和气’的思想”；如果这种思想“能为世人接纳，那么这世界将充满欢乐祥和。”德国学者莱布尼茨的《中国新事萃编》、法国学者伏尔泰的《风俗论》以及当代英国学者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里，都有类似阐述。
厚德载物的和合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独特的、延续不断的哲学概念、文化理念、政治理论和社会理想。“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和，是指各要素的联系共处；合，则是指各要素的汇拢团聚。和合连用，是指多个元素、要素在动态系统过程中有机结构、和谐共生，最终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生；“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
历代中华儿女对“和合”思想都非常重视。比如，明清两朝皇城主体建筑紫禁城，其三大殿便分别命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其正门为“太和门”，东西两侧分别为“协和门”、“熙和门”，充分表达了对“和合”的景仰和期盼。几千年来，厚德载物的和合思想已经深深融入中华儿女的血液里，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和辩证处理之中。
厚德载物精神的主要内容有：
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历来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和理想。《国语·郑语》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盛赞“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应以和为价值标准；并要求做人应多站在别人立场上考虑问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政应“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和”以治国。儒学大师荀子提出：“得人和而百事不废”，倡言“群居和一”，认为“人生不能无群”，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就必须彼此和睦，因为“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天下百姓应“兼相爱、交相利”，助人自助。如若互相怨恨，“离散不能相和合”，就会相互亏害，导致天下大乱。《管子》认为：“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和合一心，国家便会坚不可摧；否则，“上下不和，虽安必危。”几千年来，正是这种和合思想滋养了中华民族历代优秀儿女，使他们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和衷共济、团结向前。
胡锦涛同志说：“团结就是力量。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在新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需要大力弘扬传统的和合思想，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形成社会各阶层群众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需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保护好、引导好人民群众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就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致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同心同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才能不断增加助力、形成合力、突破阻力，无往而不胜。
协和万邦，亲仁善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中国传统文化反对国家之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主张讲信修睦、礼尚往来，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老子指出：“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反对大国欺凌小国。孟子提出，应“交邻国以道”、“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墨子主张兼爱、非攻，甚至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汉代大儒刘向则强调：“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2000年前，秦始皇修筑的长城只是防御性的。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则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销往世界。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应修德怀远，和睦相处。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友邦结好，带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更是明确主张，国与国之间应“持和平主义”，“以礼相处，不复相凌”。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始终秉持“以和为贵”的思想，同世界各国和睦相处，建立和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
一部世界史反复说明，一个后兴国家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大规模战争乃至世界大战。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兴强国走了一条依靠武力打破原有国际格局，实施对外扩张的道路。胡锦涛同志最近在法国议会演讲时说：“和平是全人类最大的福祉。”在中国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的今天，我们需要充分地和创造性地吸纳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外交智慧，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同各国利益的结合点，与大国采取“对话、沟通、合作”的姿态，对周边邻邦实行“富邻、睦邻、安邻”的战略，走出一条自力更生搞建设、和平共处求发展的和平崛起的新道路。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中华民族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魄，历来以博大开放的胸襟面向世界，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中国历史上几个鼎盛时期，不仅是经济繁荣的盛世，而且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世，从而使整个社会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汉唐时期，通过丝绸之路，西域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印度佛教的传入和本土化，更是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文化。隋唐时代中国吸收了中亚的乐器和歌舞，对中国旧有的音乐进行了革新，流行的龟兹乐、苏莫遮等等，大都来自西域。明朝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泰西水利法》等大量科技书籍，向中国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清朝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技术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在政务之余，命传教士南怀仁、徐日升、闵明我等讲述天文、地理、数学、音律。他还通过南怀仁致书欧洲，罗致精通科学的传教士来华。清末中国思想界启蒙者严复积极翻译和评介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使当时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正是在与世界文化的接触交流中，中国文化得到了延续、发展和升华。
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放开眼光，大胆拿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我们的文化将更加灿烂。
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认为人是自然化育恩养的万物之一，是大自然和谐整体的一部分，应与整个自然界圆融无间、共生共荣。《周易·系辞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蕴涵着人应以天地为法度和准则，相互间融洽无间的寓意。老子玄览洞察天地万物，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反复告诫人们不要自恃灵明而凌驾万物，不要凭仗强大而妄为滥施，要“恒善救物而无弃物”。庄子指出“天与人不相胜”，要求树立“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思想，以平等、宽容、仁爱的态度对待自然万物。孟子指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教导后人要“仁民而爱物”，宋明理学家对大自然极为尊崇，认为“天地万物与吾一体之仁”，密不可分。宋代大儒张载指出“乾称父，坤称母”，“物吾与也”，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比作生身父母。这种“天人和一”、崇尚自然的思维方式，为化解人与自然的冲突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动力和宝贵的思想资源。中国历史上，不乏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比如，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捕杀鱼鳖等。这些法规禁令，都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外化。
我国当前正面临一个传统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的阶段，环境破坏相当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大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世界发展中一个严重的教训，就是许多经济发达国家走了一条严重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结果造成了对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损害。我们决不能走这样的路子。
以和为贵的文化，源源流长；以和为贵的民族，博大宽容；以和为贵的社会，欣欣向荣；以和为贵的事业，阔步向前。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挑战，我们相信，古老的和合文化将焕发勃勃生机，重现新的辉煌。
“江河流日夜，代谢成古今。”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文明，以及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或由于地震、洪水、瘟疫、灾荒，或由于异族的入侵，或由于内部的动乱，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他文明，惟有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和隽永的魅力，在漫漫五千年中，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迈进新世纪，中国将和平崛起，创造一个人类古老文明伟大振兴的人间奇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