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企分开后，原先承担普遍电信服务义务的运营商纷纷确立了以效益为目标的运营模式，“撇奶油”（争夺高端市场）成为他们竞相采取的一个策略。那么，谁来为收入较低的群众提供电信服务？为收入较低的群众服务真的无利可图吗？政府在为消除日益拉大的数字鸿沟方面应做哪些努力？记者日前采访了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
记者：过去，电信运营商千方百计地把高收入者当作主要市场目标，这种策略会一直有效吗？
杨培芳：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这种高端市场策略在许多领域将会越来越遇到麻烦。因为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人类不可能沿着物质生产的直线无限增长。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市场从短缺经济进入全面过剩。当高端消费者的物质需求获得满足以后，社会生产力还要不要继续发展？朝哪个方向发展？这是有远见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网络产业领域，从高端市场向大众市场的转变趋势将更加明显。在电信发展史上，已经有过不少采用高端市场战略而失败的教训。像可视电话、“铱星”系统和新加坡的CDMA，仅靠少量高端用户难以支撑，要么公司破产，要么把一个新建的网络全部拆除。
记者：你曾经说过网络经济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也更能促进全社会的共同富裕，这是为什么？
杨培芳：由于网络经济具备一种正反馈效应，也就是先期占有网络资源者将获得更多发展机会，后进入的者则难以从中获利。所以我认为网络更容易造成新的贫富悬殊。
但是另一方面，许多落后国家和地区，因为优先发展网络产业，利用正反馈效应很快缩短了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据联合国有关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调查，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高级网络服务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价值远比大城市高，甚至造成那里的居民在特定情况下愿意支付高于城市的通信价格。当大运营商们对广大农村电信市场还不屑一顾的时候，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看到这里孕育着一个重要的潜在市场。
记者：目前数字鸿沟在我国有逐渐拉大之趋势，应该如何解决？
杨培芳：这是事实。数字鸿沟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按照传统市场经济规则使价格与价值脱节，要想使农村的潜在市场变成显在市场，社会尚缺少一种为收入较低的群众服务也有利可图的制度安排。
上个世纪末，美国政府提出了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计划，主要宗旨就是扩展电信普遍服务概念，“要使所有美国人，不论职业、收入、居住地点、残疾与否，都能以负担得起的价格享受先进的电信与信息服务”。之后，许多国家制定了类似计划，并且重申政府对电信普遍服务的责任。各国的通常做法是建立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以专项基金方式贴补边远地区网络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过高部分，也就是形成一种服务收入较低的群众也不吃亏的制度安排。
各国政府重视普遍服务的另一个深层原因还在于网络的新经济属性。工业产品可以定位于少数人消费的市场，而网络服务必须定位于大众市场。未来的赢家一定属于那些能够变潜在的大众市场为显在市场的企业。所以说，除了普遍服务基金制度之外，一个有远见的网络企业家应该积极开拓大众市场，主动承担普遍服务的责任。
记者：我国近期实行了大运营商包干、村村通电话的普遍服务办法，您对此怎么看？
杨培芳：这可能是个立竿见影的政策，但是从长远看，电信普遍服务不仅是村村通电话，而是先进电信与信息服务的全面覆盖和“家家通”。除了传统电话之外，还要包括网上教育，网上医疗，网上交易，网上政府。只有将先进的信息服务向涵盖80％人口的广大农村渗透，才能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营造一种电信与信息普遍服务的激励机制，可能是政府一项更重要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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