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独特的文化现象，自我拯救意识与追求自由精神贯穿于西方人的精神生活之中，并成为推动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自救意识与自由精神在康德之前并未相遇，而在康德之后又再度分离，唯有康德的批判哲学实现了自救与自由的统一。也许正是这自救与自由统一，才使深切关注人类历史命运和深刻思考人类精神价值的
自救意识始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家们更多地关心自然本体的问题，他们借助于对自然本体的设定来理解人的存在。至苏格拉底发现无法借助解释自然达成对人的把握时，便试图将人置于本体地位，通过理解人来解释自然、领悟世界。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如果要成为理解世界的本体就必须超越自然，否则人就只不过是自然的一部分。超越自然对人而言就是一种生存拯救。人离不开自然而又要高于自然似乎是一个悖论，而这个几乎不可解的悖论在苏格拉底那里成为了人类最伟大的精神价值，即在无法脱离的自然中追求一种至善的生活，这便是对自然的超越，是将人从自然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路径。自然中的人如何去过一种超越自然本能和自然规则的至善生活呢？苏格拉底指出，只要认识真理便能实现至善。真理为何？真理即人所以为人、所以能够为人的客观性。真理何为？当认识到人所以为人、所以能够为人的真理性时，至善也就实现了，生活在自然中并被自然所规范的人就超越了自然，获得了拯救。所以，苏格拉底临终前还谆谆教诲他的学生说“人呵，认识你自己”。柏拉图禀承了其师人能通过认识真理、超越自然的自救信念，但却认为只有少数天才哲学家才能够在迷狂的灵感中洞达真理，而大多数人只能在少数拥有真理的哲学家的统治下身体力行一种完全符合规则的社会生活而不得僭越中获得自救，这就是他著《理想国》的基本动机之一。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人在根本意义上是生物学的，不可能超越自然实现自救。但人又必须自救。因为只有通过自救的努力，人才能区别作为人的动物与作为自然的动物的不同，否则人只是自然的动物。实现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自救方式就是教育。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思想家伊壁鸠鲁、芝诺，均在其哲学思想中论及到人的自救问题。他们更接近亚里士多德，将人从自然中的自救视为清修静观、寻求内心安顿的人格境界。不过，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将自救理解为一种社会的生活实践还是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芝诺将自救确定为一种个人的内心向往，古希腊思想家的自救意识从未触及到自由这个西方哲学史上最核心的概念。
中世期基督教神学文化认为，人不可自救。人的自由意志使人类遭遇万代不息的原罪。《圣经・创世纪》中以一种隐喻地话语谈论到人的自由获得。《圣经》说，造人是为了来管理上帝创造的世界万物。因而，人是万物之首，在世界中具有优先权。为保证人的这一权利，上帝将自己的灵给予了人。给予人的上帝之灵决定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也确认了人与上帝、人与世界的基本关系。然而这给予人的上帝之灵究竟是什么却众所纷纭。有人说上帝之灵就是知识，人因有知识而获罪上帝；另有人认为上帝之灵是道德，人因有善恶感而知羞耻。其实，给予人的上帝之灵既非知识，又非善恶，按《圣经・创世纪》本意，上帝之灵使人拥有了选择能力。人运用这种选择能力选择了知识，善恶，在引诱之下做出了食智慧之果的行为。所以，上帝之灵对于人来说正是造就人能够选择、能够行动的自由意志。可以说，基督教在西方精神历史中首次昭明了人与万物不同并高于万物，得以统辖世界的本源在于人的自由。自由第一次在西方文化精神上做为人存在的本位规定被设立和确定。不过基督教认为自由未必使人作出正确的选择。相反，自由使人类做出了违背上帝意志的事，自由使人走上了恶的历史路途，终被上帝抛弃而获原罪。基于此，基督教认为，人是自由的，但自由不能使人得救。人因自由而获罪却不能自救，只能等待救主替人赎罪。可见，在基督教思想中，人是自由的，但自由使人无法自救而只能等待他救。
18世纪启蒙运动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用人性反对神性，用现实理性颠覆神学迷信的思想革命。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人的自由与基督教理解的自由不同。基督教中的人的自由源于上帝并为上帝所给予，而启蒙思想中的自由生而有之，是天赋的，与神无关。启蒙思想中的自由概念本身就是对神赋自由的反抗和拒绝。因而，在启蒙思想中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是人所以为人的自然立法，并且人生而自由的理念本身就否弃了自救的内涵。自由意味着不受自然的束缚，同时意味着不受上帝的决定。人即自然的人，生而合理，生而合法，何罪之有，而无罪的人为何自救？所以在启蒙思想家那里，只有自由而没有自救问题，人有自由，所以人已无罪，无须自救更谈不上他救。18世纪启蒙思想家们主张人的自由使人最终在西方哲学思想中被确立为理解世界的唯一本体，自由真正确立了人在世界中的唯一优先地位。但是，启蒙思想家们抛弃自救主题，将自由视为人的终极设定，忘却了他们所理解的自由本身就意味着可自由择善亦可自由择恶。事实证明，在启蒙思想指导下的法国大革命由于自由中缺少自律维度、道德理性和自我批判，导致了社会混乱和良知沉沦。
近代西方，一方面工业化背景下现实生活的自由不断膨胀，人们在无束无缚中享受着；另一方面心灵远离人们，精神正面临着人性沦落的重大危机。身居其间的康德，在渴望实现人们全面的自由的同时也为如何使自救成为人类自由的基本方式而深深地焦虑着。直到晚年，康德才在其批判哲学中破解了自救与自由相统一的秘密。
首先，与古希腊人本主义思想家一样，康德相信，人需要自救。在康德看来，人的本性源自动物的生物性。恶不可避免地以生命本能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人不能彻底摆脱本能而受自然欲望和自然规则束缚，不得自由，所以人需自救。但是与古希腊思想家相异的是，康德不相信知识可以救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指出，人的认识能力只能在经验领域内展开其追求知识的功能。一旦认识能力追问非经验的彼岸世界，其认识结果就会出现二律背反，失去认识的真理性。自救是一个非经验性问题，同时在经验世界中，人无法脱离生物本性，不可能不受自然规则的决定，所以人在经验性世界中不可能自救。自救只能在非经验性的本体生活中实现。
其次，作为一位信奉基督教的思想家，康德始终受到基督教关于人的自由意志学说的影响。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反复强调，人的本质即为自由。自由是人成为理性存在的唯一证据，也是人生存、发展的目的本身。但是，康德在两方面拒绝了基督教关于人的自由源于他律的观点。第一，康德视自由为人的先验能力，源于天赋，属于自律。康德不承认上帝给予了人的自由。第二，自由在康德看来具有唯一性，这不仅仅表明自由只有人才具有，而且康德更强调自由的内涵在于对自然规律，特别是人的自然欲望、本能渴求的摆脱，这就否决了基督教将人之罪归于人之自由的错误判断。
再次，当自由与择善相逢、自救与人对自然欲望的超越相遇时，康德实质上统一了自救与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生存、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自救则是人努力从自然规则、本能欲望中超越出来，从而实现自由的努力与奋斗。自救与自由的统一既为自救造就了主体的自律性，又为自由创造了主体的规范性。在此，康德扬弃了否定自救而又将自由视为任意的启蒙思想。康德《实践理性批判》指出，人的自由本质展开是一种自我拯救的实践活动。这种实践活动具体表现为人在实现生活中的“道德普遍立法”。“道德普遍立法”不同于外在的、权威性、强迫式的日常伦理,它是自主的,非强加的。“道德普遍立法”是人依据对自我与社会的领悟、理解,通过个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完善来实现对自我本能欲望、自然外在规则的超越，从而完成为实现人类自由的自我拯救。在“道德普遍立法”之中，人将脱离自然本能的束缚而获升华，人从个人生活的迷惘、沉沦中自救。同时，人之外的世界亦不再是外我的、冷漠的自然界，而是成为人亲和的、对人类的自由生存肯定与确认的家园。
康德自救与自由相统一的批判思想影响了马克思。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马克思进一步将自救与自由思想发展成人类解放的思想理论。尽管20世纪之后，由于人类面临更为严峻的生存形势和文化场景，自救与自由相统一的观念已逐渐为逃避自由和解构主体的理论取代。但是从古希腊诞生、经基督教文化、启蒙思想，至康德为集成并影响马克思的自救意识与自由精神相统一的信念依然深深影响着一大批20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并在当代世界文化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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