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涌动，新一轮中西学术碰撞正渐次展开。应当说，经过多年的探讨与体验，中国学人不仅对“中西融通”的学术价值逐渐认同，而且做出不少可贵的尝试。但无庸讳言的是，如何继承近代以来向西学开放、借鉴的优秀传统，真正将“中西融通”的理念落实到学术实践之中，仍然值得中国学术界作进一步的反思。稍作观察就不难发现，今天中国学术界的诸多专业研究领域，还明显存在着“中西隔离”的倾向，即只关注本专业的动态与探索，而对“域外”的研究常漠然视之，或敬而远之。例如，在历史学领域，中西历史之间多被截然割裂，治西方史者多不熟悉中国史，治中国史者更是对西方史多有陌生，大家惯于独自“躬耕垅亩”，“至老死不相往来”。更有甚者，以封闭、排外的心态，将跨领域的比较研究、跨专业的宏观研究视为“旁门左道”，讥之为“不务正业”、“万金油”。如此保守封闭的治学方式，“中西融通”又从何说起？这等倾向，其实在哲学、文学等领域也同样存在。若不予以匡正，必然要导致研究视野的萎缩与学术思维的枯竭，难以在治学上有所建树与创新。事实上，大凡卓尔不群的学术大师，都不会满足于单纯、片面的专门研究，而是以此为起点，积极探索“中西融通”的学术路径，故而能在专业研究中独辟蹊径。正如季羡林先生在为汤用彤先生诞生100周年纪念文集所作序中指出的，“太炎先生以后，几位国学大师，比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等，都是既能熔铸今古，又能会通中西的。他们有别于前一代大师的地方就在于此”。稍后如钱钟书之于文学，朱光潜之于美学，汤用彤之于佛学，雷海宗、周一良之于史学……也都大体如此。他们的成就表明，中国学者只有蹈出孤立、狭隘的专业研究藩篱，步入“中西融通”的治学通衢，才能真正有所创建与超越。
与“中西隔离”形成鲜明反差的则是当下对西学趋之若骛的现象。一些学者为了获得新的“话语霸权”或抢占学术“制高点”，对西学不加辨析地一味迷信与吸纳，结果不是对西学的精华囫囵吞枣、食洋不化，就是引进了大量的“洋垃圾”、“洋废料”，并将其作为“精品”四处推广。这种现象当然是与科学的“中西融通”背道而驰的，同样对中国学术发展有百害而无一益。这样看来，在吸取西学中如何把握好正确的学术取向，就成为能否进行科学的“中西融通”之关键。在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思潮不断翻新，数不胜数，这些学术思潮常常是精芜并存。因此，对当代西学作科学的价值判断与理性选择，就决定了“中西融通”的探求路向。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而亦可以成就也”。梁氏将此“研究之精神”归结为“善疑、求真、创获”，自有其中的道理。而对当下的中国学人来说，在“中西融通”中把握好学术取向，就是以中国学术的健康发展为价值尺度，对各种西学流派的“研究精神”进行科学地辨析、梳理与评判，从中吸取其所包纳的价值内涵。在这一方面，应当大力克服浮躁与盲目的学风，戒除“唯洋是真”、“唯西是从”的认知倾向。对西方的学理、方法、观点、结论等必须加以认真的考量与解析，真正做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如果仅仅满足于对有关概念、术语的套用，甚至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吸纳，“依样画葫芦”，中国的学术将失去自身发展的内在活力，也就不免成为西方学术的“克隆”物。
“中西融通”并非是一蹴而就的易事，它既需要广博的学识与深厚的功底，更需要高尚的学术使命感与严谨治学的精神。惟有如此，才能高屋建瓴，出神入化。在这方面，不注重长期的学术积累，醉心于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由此对西方学术之概念、符号与术语生吞活剥与简单套用，或将中西学术作表层、局部与点面上的“挂钩接笋”，其结果自然是“貌似”而非“神似”。真正的“中西融通”，是在系统梳理中西有关学术史的基础上，对其中蕴含的学术精神、学术范式与学术话语作深度的发掘与研判，进而将两者的学术价值作一化合与重构，从中拓垒出新的学术理路与境界。例如，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一著，广采西方人文、社科新学来诠评中国的传统诗学诗艺，其所征引或评述的古代诗话近130种，引述西方论著500余种，内容包括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该著熔中西古今于一炉,对相关作者、作品的析论兼综条贯，触类旁通，创见叠出，美不胜收。这样的传世之作之所以能问世，是因为作者多年严谨治学，运用其广博学识，以“打通”、“参互”与“比较”的实践来突破不同文化之间的壁垒，追求中西学术之价值整合。这种学术境界，无疑应是当今学人追求“中西融通”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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