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我知道您近年在辽金文学研究方面用力最多,且不乏新作。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张：我刚刚编完了《辽金元文学通论》一书，此书集中了一些国内辽金元文学研究学者，展示了目前辽金元文学的前沿性研究成果。我自己负责的国家社科基
诸葛：这几年辽金文学研究在悄悄地“升温”，您对它的态势想必是颇为熟悉的，能否就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
张：辽金文学在中国文学这个“大千世界”里真是个“蕞尔小国”，在研究上以往也处于“弱势”状态。新时期以来辽金文学研究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几年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有几个标志可以说明问题：
一是研究队伍的成熟与壮大。以前以辽金文学研究为其专长的学者寥寥可数；现在则有一批中青年学者如李正民、郭明志、周延良、狄宝心、刘达科、詹杭伦、赵维江、王庆生、罗斯宁、黄震云、胡传志、刘锋焘、王昊、陶然等，都在这个领域里取得了各具特色的成就。与唐宋文学研究的队伍相比，这个队伍的规模当然还是很小的，但这个队伍的学术起点很高。
二是学术活动力度加大，有鲜明的自觉意识。进入21世纪以来，辽金文学研究领域的同仁们加强了沟通和合作的力度，举办了几次重要的学术会议，2002年召开的保定会议是最突出的。辽金文学研究的同仁已经形成年会性质的惯例，今年还要召开一个大型的辽金文学研讨会。学术协作在这个领域中不断加强，《辽金元文学通论》就是协作的产物，近来由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胡传志教授主编的《辽金诗学专辑》，也是协作进行的。三是辽金文学研究成果的突显。近年来辽金文学研究的成果有明显的增长，在学术份量上也超过以前的有关成果。在辽金文学文献整理研究方面，这些年真可以说是成绩斐然。如姚奠中先生主编的《元好问全集》，薛瑞兆、郭明志编纂的《全金诗》（四册）,闫凤梧、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闫凤梧等主编的《全辽金文》,刘达科注释的《河汾诸老诗集》等。在作家年谱研究方面，有狄宝心的《元好问年谱新编》，王庆生著的《金代文学家年谱》业已完稿，可望于年内问世。这些文献研究类的成果为辽金文学研究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也显示了辽金文学研究队伍的学术实力。这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的文学史价值、有独特的理论框架的辽金文学研究著作，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金代文学史》、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以及我的《辽金诗史》、《辽金元诗歌史论》等；还有若干部辽金文学学术史方面的著作，如李修生、查洪德主编的《辽金元文学研究》、李正民的《元好问研究论略》等。关于辽金词的研究，是最近两年辽金文学的一个颇具特色的领域，有赵维江著的《金元词论稿》、陶然的《金元词通论》刘锋焘的《金代前期词研究》等专著行世。还有发表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民族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上发表的大量辽金文学研究的论文。就学术成果而言，辽金文学研究这几年正是处在丰收阶段。
诸葛：现阶段的辽金文学研究有什么特点？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个领域的发展前景如何？
张：您说的这些，是非常具有学术意义的问题。从我看来，辽金文学研究是走着一条很健康的发展道路的。它似乎没有其他阶段文学研究那么受人重视，也没有指望成为“显学”。但从研究现状看，辽金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是走着一条“稳扎稳打”的道路。同时，辽金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又体现出新的研究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见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方法论的取向。
我素来不把研究辽金文学当成“冷门”看待，而是认为作为研究对象的辽金文学有着相当浓厚的文化特色。辽金文学研究现在看来还有许多可为之处，还有很多课题可以作，目前的研究现状也未能尽如人意。辽金文学家的别集不多，除元好问外，其他别集大多没有校点出版，这个工作是应该在近两年内做起来的。明清时期的学者所作的选本如陶玉禾的《金诗选》等，也都没有整理排印。因此，在辽金文献的研究方面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做。
从史的研究来看，也还缺少那种在文学史研究中有经典意义的重大成果。现有的著作还不够这种份量。我认为辽金文学研究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因为辽金文学本身还有着这样的潜力，有这样的资源。同时，作为研究主体，自身的理论视角、学术功力还都可以得到更大的提高，因为现有的学者中有不少是年青的博士，他们有很高的起点，已有很好的成果问世，而且可以期待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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