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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市场的抉择

2004-04-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李家杰 我有话说

现在,我们面对着的,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他们穿着黑色的硕士服,双手捧着红底烫金的《硕士学位证书》,在异国风光映衬下,一个个英姿勃发,脸上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内心充满成功的喜悦。

然而,当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到他们的过去,看到他们眼中闪动着的泪光,我们的心情却是别样的滋味。

这些莘莘学

子来自国内一个“三弱”的特殊弱势群体。他们的父母是清一色的工人、农民、普通市民,收入普遍不高,家庭在社会上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先是在非重点小学,后是在非重点中学读书,这些学校在中小学中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出国留学前所在高校北京联大商务学院,是一个占地面积32亩、在校生3000人左右、财政拨款只够维持半年生计的小型大学,在高等院校中属于弱势群体。

令人欣慰的是,来自弱势群体的这些学生,在人生最关键的年龄段,有幸进入商务学院学习。这个小型大学为他们在全国率先开通了在校本科生出国留学直通车,为他们提供了学习成绩“低进高出”的育人环境,为他们精心编织了一只人人都可以成为国际商务人才的摇篮。

于是,一个个曾经垂头丧气的高中毕业生,今天才能够以阳光学人的面貌与我们见面。

开通六列出国留学直通车

北京学生和家长习惯将大学划分为“三个世界”,说国家重点高校属于“第一世界”,地方重点高校属于“第二世界”,其他非重点高校属于“第三世界”。仰慕名牌重点,歧视非重点,好像是一些人的天性。每次高考录取名单公布,一些被“老三”录取的学生,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家长见了人也自觉矮三分。然而在北京700多所中学中,90%的中学是非重点中学。不把来自非重点中学,尤其是高考成绩在录取分数线边缘的学生吸收进高校学习,北京每年就会有数以万计的高中毕业生流落社会,其中一些人甚至可能成为青少年犯罪的后备军。

但是,怎样才能把所谓的“第三世界”大学办好,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圆满的答案。首要问题是办学经费不足,其次是申报重点学科、重点专业、高级职称不能受到公正对待。“第一世界”大学有国家重点扶持,投入上亿元不算多;“第二世界”大学有省市财政扶持,一次拨给几百万元还嫌少;“第三世界”大学好像是被遗忘的角落,生存空间受限制,不少教学实验设备老掉牙,一年开支半年要靠自己筹谋,却少有人过问。即便过问,也是积极主张将“第三世界”并入“名牌重点”。这确实不失为一条出路,有些小型大学被兼并以后,真的出现了生机,但这条路绝不是唯一的出路。姑且不说一元化、一个层次、一种类型办学,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即是一面镜子。这所在校生规模一直保持在3000人左右的小型大学,每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都不亚于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并培养出了像钱学森这样我们非常熟悉的著名科学家。加州理工学院打破了“大而全就是好”的神话。中国的小型大学是否同样可以打破这样的神话呢

回答是肯定的。中国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小型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办成像加州理工学院那样的精品大学,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条件。

思想敏锐的北京联大商务学院抓住机遇,率先迈出了这一步。

契机是中国加入WTO。中国入关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敞开大门。外国公司要在中国站稳脚根,必须完成“本地化”改造。为此,迫切需要大量懂得国际规则、掌握专业知识、外语过关的中国人承担这项工作;而当时国内培养这类专业人才的高校如凤毛麟角,市场人才供求比例严重失调,差额高达1∶10。“船”小好调头。认准这一形势,商院迅速作出反应,对原有专业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调整。新开国际商务、国际物流、国际金融等6个专业,并改变财会等3个专业的方向。如同与国外优良品种嫁接,自身条件不足,借助发达国家名牌大学的优势;一所学校难免局限,那就分别同多所名牌大学“嫁接”。

“嫁接”模式因校而异,不搞一刀切。院长孙明说,最早与英国佩斯利大学“嫁接”的模式,为“3 1”。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本科生在国内完成3年学业后,可直接进入英国佩斯利大学学习;在佩大完成第四学年学业后,商务学院和佩大将分别授予这些学生中、英两国的学士学位;愿继续深造的,可直接报考佩大的研究生班,毕业后可获得佩大颁发的《研究生学历证书》,通过答辩的,可获得佩大授予的硕士学位。与新西兰基督城理工学院“嫁接”,模式为“2 2”。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是,本科生两年在商务学院、两年在理工学院学习;毕业后由两所大学分别授予中、新两国学士学位;并可报考理工学院研究生、获得理工学院授予的硕士学位。与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嫁接”又有所不同,对方承认商务学院60% 70%的学分,然后在国际公开大学补上30% 40%的学分,最后由商务学院、国大双方分别授予中、澳两地学士学位,并可在商务学院继续读研,然后到国大参加答辩、由国大授予硕士学位。市场营销专业为中国加入WTO以后居于中国人才市场前10个专业的首位。而英国皇家特许市场营销协会为世界顶尖的学术和专业团体,获得这个协会颁发的文凭,有资格申请成为英国皇家注册市场师,既可以满足国内对相关人才的迫切需求,又可以保证学生在国内“三资企业”及欧共体国家顺利地找到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于是,与这所高校“嫁接”的起点更高 借助外力共同培养市场营销专业研究生。商务学院实行全英文授课,本、硕打通,分国内、国外两个阶段完成教学,最后由英国中英格兰大学为毕业生授予欧共体国家普遍承认的硕士学位。目前,国内高校在校生,从大一算起,要获得硕士学位,一般要用六七年。包括国外名牌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商务学院的“3 1”模式,可以让留学生“5年拿3个学位”。这个新颖的创意,刚一出现,就立即引起北京市委市政府重视。尽管本科在校生直接出国留学,在国内没有先例,北京市教委仍为商务学院一路绿灯放行;教育部突破有关规定,作为改革试点,特例特批。商院在国家及北京市创造的宽松环境里,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出国留学直通车,很快就从一列拓展为六列;合作办学国家,很快就从一个拓展为四国五方;合作办学伙伴,很快就从一个拓展为十个。其中,“3 1”模式有两列直通车。一列通向英国佩斯利大学,一列通向英国诺森比亚大学。“2 2”模式同样有两列直通车。一列通向新西兰基督城理工学院,一列通向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大学。第五列直通车直通英国皇家特许市场营销协会和新加坡特许科技学院。第六列直通车直通澳门国际公开大学。

如果说,开通6列出国留学直通车,仅仅是国际化办学涉外工作面的拓宽,那么,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借鉴国际名校教学方法,开展中外合作研究,教师互相交流,则是将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方法渗透进了商院的各个领域,贯穿于一至四年级教学的全过程。不仅满足了非重点大学的一部分在校生的出国要求,更重要的是,将整个学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商务学院由此成为学生及家长眼里的国际商务人才的摇篮。以第一、第二志愿报考商务学院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人数,一路飙升,2003年与4年前比,翻一番,达到95%以上。

领军人物具备超前意识

在全国率先开通本科生出国留学直通车,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商务学院独立面对市场,适应市场需要作出的抉择。

通过近4年努力,商务学院已经进入跨越式发展快车道,标志高校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全面翻番 科研经费投入翻番,学校建筑面积翻番,职工收入翻番,教学投入年均增长33个百分点,在校生人数增长50%,师生比达到1∶16.8,实现办学效益和教学质量双丰收。在校生四级英语一次通过率达到46.7%,接近国家重点大学水平。进一步吸引英国佩斯利大学主动注资,与商务学院合作开办“国际培训中心”,将国际化办学从计划内招生扩大到计划外招生,把合作项目做大做强。

一所高校实现跨越式发展,抓住机遇最为重要;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机遇只属于具有超前意识的人物。教职员工普遍认为,“商务学院最具超前意识的,是学院院长孙明”。

商务学院的前身,是北京联大纺织工程学院。纺织工程学院过去也曾做过一些中外合作项目,但多数停留在外籍专家来校讲学层面上,大一点深入一点的合作项目,最后都没有搞成。别的一些学院也有类似的经历,有的项目已经谈到八九不离十,最后却眼睁睁让到了嘴边的鸭子飞了。

当时主持商务学院党政工作的孙明不同。联大外事处长将别的学院与英国佩斯利大学合作失败的信息透露给商务学院,孙明当天就把这个项目接了过去。尽管尚无批文,他仍然紧紧攥在手中不放。“国内名牌重点高校是国外大学找上门来合作。我们没有这个资本,我们是要走出去找对象,下功夫拉伙伴。今天这个机会我们绝不能错过”。孙明请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给予支持,教育工委立即批准他前往英国。对方不承认商务学院学生学历,孙明据理力争,既不伤对方感情,又保住了合作项目。一周后,他带着一个互惠互利的《合同意向书》回到北京。两月后,双方签订正式合同。半年后,商务学院第一批本科四年级学生,进入英国佩斯利大学学习。

如果说,商务学院与佩大合作办学,是他人牵线搭桥取得的成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那么,以后发展为6列直通车,则是商务学院领导班子、首先是一把手具有超前意识,敢于锐意创新,主动出击的必然结果。这与国家早年选派人才出国考察学习有关。

孙明于1991年被公派到日本北陆大学研修。他到了日本就用大量时间泡图书馆,从中拼命地吸吮营养。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这本书,像打开的一扇窗户,让他看到了高度开放的日本,积极推进国际化办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使他萌发了在中国高校实行国际化办学的念头。回国后,他撰写出《高等教育应国际嫁接》等论著,向国内高等教育界广而告之。1999年,出任商务学院党政一把手后,他立即将这一办学理念付诸实践。他说 “商务学院一定要向发达国家学习,学校定位必须定在市场上,做到适应市场满足市场。”并从英国爱丁堡大学等国外名牌高校留学生中引进教师,同时把大批教学、管理部门负责人、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轮流派到国外学习考察。这些干部和教师回国后,成为学校改革的中坚力量。王宪迎、李智玲、沈晓平等现代艺术设计、电子商务、国际商务系主任发现,从国外学习回来的教师,每一个人的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倡多年的以学生为主体,开始成为教师的自觉行动、真正落实到了教学的各个环节。更出人意外的是社会科学学科教师的变化。过去认为,社会科学专业教师没有必要出国考察学习。社科部主任沈继宗说 “哲学、政经、马列课教师从国外回来后,讲课更生动活泼,学生学习兴趣更浓,教学效果更好。”

2000年,孙明双管齐下,推进国际化办学。一方面全方位“嫁接”国外高等院校的成功经验,按照市场对人才需求设置专业、制订教学计划、确定学生培养目标;一方面积极建设包括课程设置等与国际接轨的“5项工程”。并通过组织院内外教授组成视导组和学生给老师打分等多项措施,监控教学效果和教学质量。由此学院迈上新的台阶。北京市教委组织百名专家教授,对北京地区40多所高等院校进行评估,商务学院教师授课质量被列入“第一类”先进行列。英国佩斯利大学、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大学等国外高校的教育专家与商务学院教师一对一进行交谈,商务学院教师流利的英语、娴熟的专业知识,受到外国专家的一致好评。

2002年,张秀国担任商务学院党委书记后,与院长形成推动学院国际化办学的黄金搭档。院党委制定出《关于加快我院国际化办学的决定》;并明确提出,“北京商务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国际化的精品大学”。党委将“市场经济规律在办学中的体现和应用”等列为学院中心组学习的重点,围绕为什么要实施国际化办学、什么是国际化办学、怎样实现国际化办学组织讨论,统一领导干部及教职员工认识。

领军人物具备超前意识,国际化办学成为商务学院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化”对应国际化办学

现在北京60多所高校国际化办学排行榜上,商务学院排名靠前。

商务学院取得的骄人成绩,是全院师生员工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前提是对国际化办学认识到位。商务学院从上到下,普遍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教育国际化,国际化办学是中国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国际化办学绝不仅是把干部、教师派出去,也不仅是把外国教师、教材引进来,更不仅是单纯为了满足部分学生出国留学的要求;而是要用国际通行的先进理念办学。这个理念最重要的特征是,学生是根本。学校各项工作都要以学生为主体、紧密围绕着固“本”这件大事进行。推动国际化办学的动力,是改革学院内部运行机制,以学校机关集约化、师资队伍年轻化、后勤保障社会化,对应国际化办学的要求。尽管“三化”中的每一“化”,都要触动到教职员工的切身利益,但在“发展是硬道理”早已深入人心的商务学院,就连最轻微的“地震”也没有出现。在教职员工眼里,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学院;学院服从市场,一环紧扣一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脱链,学院都难以生存发展,个人也就难有立足之地。

商务学院顺利地建设起了最精干的党政机关工作班子。院党委办公室只设有3个人,一名副主任兼任组织部长,一名副主任兼任宣传部长,除自身日常工作外,党办还要兼管组织、宣传、统战工作。院办公室只设有6个人,既要具体落实院长交办的各项工作,负责处理十分繁杂的日常事务,还要兼管外事、机要、档案工作。人事处工作量非常大,非常具体,非常细致,却只设有两个人。教务处将其他高校招生、教学、科研3个部门的工作,全部纳入职责范围,却只设有9个人。而且,包括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在内,29%的机关干部还要利用休息时间兼任学生班主任工作。学院党委会、院长办公会、两办主任和人事处长碰头会,以及长达一两个小时的党委中心组学习会,同样是安排在下班以后的休息时间召开。尤其可贵的是,各部门分工不分家。一次,一位来访者需要向系主任、教师了解情况。恰好院办主任、人事处长都不在。“我来帮你找人”。党办主任主动把这件事承担起来。座谈会要找的人,一个不少。机关集约化带来的高效化,人本化,新进教师感触最深。秦立栓从天津大学MBA毕业后,来到商务学院应聘。“报到那天,学校不是立即向我下达工作任务,而是首先为我安排住房,人事处长亲自帮我解决子女入学问题”。李玉霞在一所国家重点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到商务学院应聘。“试讲以后,学校要我自己挑选岗位级别,我想自己初来乍到,就挑了最后一级。万万没有想到,半年过后,学校领导认为我的岗位级别定低了,应该比现在高一级,而且,不是挂在嘴上,说说了事。校领导不但主动为我上浮一级,还为我补发了半年工资。并主动提供给我一间住房”。钱春丽在一所国家重点大学取得硕士学位这一年,就业形势很好,可选择的学校很多。对于放弃名牌大学,落户商务学院,她说 “因为在商务学院,只要对学校建设发展有利的事,可以心想事成”。

国际化办学要求教师具备“两个能够”,一是能用“双语”教学,二是能用国外互动式的教学方法上课。这恰恰是中青年教师的长项。

为了充分发挥“长项”的作用,商务学院出台“建设精品课程”“强化岗位,淡化身份”两项措施,从而带动了师资队伍年轻化。具有高级职称的部分教师,工作达不到职称相应的要求的,被“高职低聘”,从关键岗位降到一般岗位;青年讲师、助教只要是实际工作能力及业绩达到了高级职称水准的,学院“低职高聘”,破格将他们推上关键岗位,担任重要教学任务。现在,全院青年教师受聘关键岗位所占比例已接近1/3。指导学生参加“全国青年学生室内设计大赛”,其中,入围学生人数、一、二等奖获奖数全面超过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楚天;能用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带出的毕业生全部被国家级大公司录用的周茜;在全校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中名列第一的徐凯波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青年教师率先迈上关键岗位的台阶,有力带动了全院教师刻苦学习外语,引进国外先进教学方法教学。推动商务学院“双语”教学所占比例超过了一些重点高校。青年教师王彤彤母校的导师,听她讲起这件事,不无感慨地对她说 “商务学院确实有魄力,就是我们这样的国家名牌重点大学‘双语’教学面,也相当有限”。

国际化办学的基础是国内办学社会化。商务学院对此认识比较早、行动比较快。1998年,后勤社会化改革尚在北京高校议论之中,商院学生公寓即已实现社会化管理。第二年,学校全面开展后勤社会化改革。撤销原有后勤管理机构建制,实行机关与实体分开,改行政拨款为有偿服务,将学院食堂交校外公司托管,取消职业驾驶员编制,实现办公用车社会化。后勤人员从过去占全院教职员工总数25%下降到2.5%;服务对象增长3倍;教学面积管理范围增长一倍。并扩大教学资源2000平米,每年节约的资金以百万元计。

“集约化、年轻化、社会化”构成商务学院国际化办学3个强有力的支撑点。

不愧为“低进高出”大学

商务学院毕业生分归国留学生和国内毕业生两部分。现在,商务学院两部分毕业生,是比翼双飞。

“我叫张波,父亲是北京建筑公司吊车司机,过去在一所非重点中学上高中,高考成绩456分。在英国佩斯利大学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在英国高等院校中排名前十位的杜伦大学管理专业文学专业研究生,去年获得硕士学位。最近回国求职。”“我叫卢亚芳,父亲是北京门头沟煤矿矿工,过去在一所三类学校上高中,高考成绩421分,去年获得佩斯利大学金融服务专业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一个金融人才招聘大会上,我显示出明显的优势。”“我叫张鹏,父亲是北京驾校教练,过去在一所区属中学上高中,高考成绩462分,去年获得佩斯利大学金融服务专业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被日本电通下属广告公司录取。”“我叫徐晓峰,父亲从事电脑维护工作,过去在一所区属中学上高中,高考成绩456分,去年获得伯明翰大学会计和金融专业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被全球五百强旗下一家公司录用”。归国留学生李楠更为优秀。这位北京平民的女儿,在异常激烈的竞争中,以流利的英语,超群的素质,力挫一个个来自名牌大学的优秀人才,被一个发达国家的驻华大使馆聘用,成为使馆一个比较重要部门的成员。国内毕业生同样令人叹为观止。拿应届毕业生侯婧来说,她的高考成绩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二,近日在应聘中,却能从上千名竞争对手中冲杀出来,被北京商业银行录用。

在市场经济环境条件下,衡量一所高校的办学成效,最终要看毕业生是否能够为市场接受。由此毕业生一次就业率成为对高等院校最过硬的一项考核指标。商务学院国内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94.5%,归国留学生一次就业率为100%。如果我们注意到,商务学院的生源几乎全部来自非重点中学,是“第一世界”“第二世界”高校不收的学生,那么,这么高的就业比例就太不寻常了。

商务学院老教授陈治说,基础教育至今没有完全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高考指挥棒逼出了一批尖子学生,同时,让许多孩子心灵受到严重扭曲。以商务学院新生为例,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应该掌握的许多基础知识不掌握,应该掌握的许多基本功不掌握,应该掌握的最基本的学习方法不掌握;而他们又在高中三年级这一学年,为赶考被迫盲目地做了大量的难题。因此,他们不仅普遍存在“三个不掌握”,而且,还普遍存在严重的厌学情绪。

面对这样的生源,商务学院首先做的一件事,是还“欠帐”,代基础教育还对学生的“欠帐”。为此,不得不将思想教育重心下移,着重解决新生在学风、品德、行为习惯方面存在的问题。一项特殊措施是,强化教育,要求一年级学生,必须每天早晨6点20分起床跑步晨炼,7点半进入课堂早自习,18点半至19点上晚自习。相当于将基础教育阶段放松的发条重新拧紧。为让学生改掉不良行为习惯、养成良好的品德,学校领导干部和广大教师以身作则,树立榜样。办公、教学楼进行调整,干部教师放弃暑假休息,自己动手完成全院大搬迁和数百台电脑安装工作;学校修建操场、平房需要砖瓦,干部教师利用休息时间,将修建公路扔掉的破砖头拾回学校加以利用;学校建设花园,员工将建筑工地废弃的瓷砖买回学校使用;学生基础薄弱,教师投入数倍于其他院校的精力,像《微积分》这门课,重点大学用40学时,商务学院就用80学时。如母亲哺育儿女一般,精心哺育学生成长。归国留学生张波说 “当年的班主任谢宝春老师倾注在我身上的心血,胜过了我的妈妈”。

置身于良好的成才环境,学生如一棵棵幼苗,一年一个样。父母都是农民、高考成绩差2分上线、由于扩招被录取的阎丽娟,进校时成绩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一。她说 “当时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每天无精打采。但是,到大一上学期期末,我就变了,获得了二等奖学金;下学期就当选团支书;大二就被评为院优秀学生干部;大三就被评为院三好学生;大四学习成绩就名列全班前一二名。并于2002年入党”。

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学生追求上进,在学院蔚然成风。全校1/3的学生申请入党。已经入党的学生普遍能以《党章》严格要求自己,定期“述责”。奕婧的《党员述责报告》,用每页400字的作文纸,用工整的小楷,写了7页半。冯媛媛在《党员述责报告》中,第一句话就是,“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应该从思想上入党”。并用大量篇幅,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出国留学生对党对祖国的热爱,同样有口皆碑。他们不仅学习成绩、思想品德受到国外大学师生的一致好评,而且,人人关心祖国建设发展。每到国庆节这一天,他们都要在驻地升起五星红旗、集体高唱国歌。国内出现非典疫情,他们把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的生活费,寄给中国红十字会,为抗击非典捐出中国高校第一笔捐款,表达出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自国际化办学以来,已有4名学生获得4个国家级一等奖;452名学生分别获得OSTA&G认证、兰德施盖普网络认证等14种“全球认证”和“国家认证”;205学生在“经济管理论坛国际会议”等多项重大活动中亮相。

在我们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不能不承认,商务学院是一所名副其实的“低进高出”大学。弱势群体期盼这样的大学。国家需要这样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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