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同志：
我们从安徽来北京打工五六年了，现在我的孩子已到了上学的年龄。我们想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读书，可我们的收入有限，交不起那么多的赞助费。去农
民工子弟学校吧，又担心这些学校没有得到政府批准，教学质量不稳定，孩子在那里学不到扎实的知识，拿不到正规的毕业文凭，会耽误了孩子前程。
现在我们只好把孩子送回安徽老家去上学，可我们又担心，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管不了孩子,他照样学不好。我们想，如果公立学校能够降低收费标准，也许我们的孩子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在北京的公立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如果那些办得好的打工子弟学校获得政府批准，也许孩子毕业时能够拿到正规的毕业文凭。
安徽省无为县李小霞
调查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北京的外来人口总量已突破400万，一半以上的人已经在京居住一年以上。随着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子女在城市扎根，孩子们的求学需求正变得日益迫切。
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全北京已有400多家。大约8万至9万名农民工的子女，在异乡的天空下艰辛求学。而许多农民工子弟学校，也在痛并快乐中负重前行。
“简陋”是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名字
每隔30多分钟，繁忙的京广线上就有一辆列车呼啸而过，路基南面30多米，就是北京市石景山区黄庄小学。1000多名外来农民工的孩子们，就在这轰隆隆的声响中度过每一天的学习时光。“高峰的时候，不一会儿就过趟火车，过车的时候啥都听不见，我也就不讲课了，等车过去再说。”黄庄小学的老师对飞驰的列车表示无奈。
条件简陋，环境较差，是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记者走访的几所打工子弟小学条件都比较简陋。北京西五环边的衙门口村，记者七拐八绕才在一条垃圾沟旁看到树人学校的指路铁牌，沿着铁牌指引的方向，又在满眼荒芜的土路上走了100多米，才找到这所学校的第三分部。
一位张女士送孩子返校。记者问她对学校满意吗，她小声说：“能满意吗？生着炉子又冷又脏，每天早晨给孩子穿上干净衣服，晚上回到家准是脏的。老师怎么样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跟公办学校根本没法比。”
到达西四环附近的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正逢午餐时间。尘土飞扬的操场上，学生们手拿饭盆排起长队，一个接一个走到食堂露天窗口，从窗口伸出的大勺把米饭扣在孩子的碗中。
记者走进一个班级的教室，灰暗的墙壁上脏迹斑斑，破旧的桌椅互不匹配。学生们的饭碗散乱地堆放在教室一角的木架子上，玻璃窗上还破了一个洞。
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办公室在调查中发现，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上课就靠一支粉笔、一块黑板，学生的活动场所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教具。
“漂泊”的课桌何时能安定
“动荡漂泊”、“南移北迁”，可能是形容目前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现状最恰当的词。
“我们的学校曾有过两个星期搬了3次家的记录。”易本耀校长说：“我最初是打算组织外地来京打工的亲朋好友的孩子能念书受教育，后来就想为打工子弟服务。1994年9月组办了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舍是临时租的，因此学校也就注定要颠沛流离。1997年4月底到5月初的两周时间里，学校搬了3次家，从五棵松到沙窝再到彰化，1997年8月20日又搬到了五孔桥附近，才安定下来。”
冬日的一天，易本耀领着记者来到被教育部门查封的北京丰台区师陶学校校舍。
瑟瑟寒风中，两辆用来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漆皮掉落，教室的门上则挂着生了锈的大锁，还有的教室钢窗和门框被牢牢地焊死。一道砌起的砖墙挡住了通往教学区的道路……
创建于2001年7月的师陶学校，查封前有农民工子弟1350多人，教职工90多人。2003年4月27日，丰台区有关部门以“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为由，将其关闭。“花数万元买的校车和慈善组织捐赠的电脑如果长时间不用，就有报废的可能。”站在萧瑟的校园里，易本耀痛心地说。“因为没有名分，我们不能给学生办学生证、毕业证，甚至没有固定的学校校舍，教室都是随便租的房子和场地，只要有风吹草动，我们就得搬走。”同属打工学校的石景山区黄庄小学负责人陈恩显也颇为无奈。
目前，摆在这些学校面前的最大困难便是“非法办学”的包袱。对于他们来说，从办学之初起就生活在夹缝中。教学合法化，把社会力量办学许可证办下来是他们的当务之急。
“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我们也有自己的梦想，我们同样渴望知识的海洋和明媚的阳光……”上课的铃声响了，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四年级三班的陈宇，在一间阴冷、充满着汗酸味的教室里高声唱起了校歌。
“我们越是遭受白眼，越是见多了坑蒙拐骗，就越是感到没文化、只凭体力吃饭的老路再也走不通了。”在北京打工6年的山东来京人员张昌国说，“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上学！”但是，过高的费用，绊住了农民工孩子上公办校的腿。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规定外地小学生到公立学校借读，要交纳200元借读费。但实际的收费情况并不乐观。
张香花，这位来自河南开封的农民，曾经领着12岁的儿子秦卫东，靠着丈夫每月做卡车司机挣的1500元，开始在北京丰台区寻找能接纳孩子入学的公办小学。得到的回答是 学校班级已满员，再安排入学很困难 。即使能够勉强收下，除了交200元借读费外，还要再商量交其他费用。
因为拆迁，成立3年的北京智泉学校洼里总校被迫关闭，中滩分校承担起了全部700多名中小学生的教学任务。校长秦继杰说：“我们没有名分，属于非法办学，真渴望得到政府的认可，让漂泊的课桌安定下来。”
在这样的“非法学校”里，有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教师很少，而音乐、体育、自然、英语等课程的师资更是缺乏。即使如此，大部分学生家长们仍十分满足，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学校，孩子们早就失学了。
教育专家指出：大量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就业，促进了城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他们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下一代没有理由被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如果今天的农民工子女无法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利，那么，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成为新一代文盲。
春天来了，一直在为名分奔走的易本耀得到了喜讯：学校已通过北京市海淀区教委的批准，并且校名也将从“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希望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易本耀喜忧参半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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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规定：流动儿童少年常住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应严格控制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少年外流。凡常住户籍所在地有监护条件的，应在常住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常住户籍所在地没有监护条件的，可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
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在流入地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借读为主，也可在民办学校、全日制公办中小学附属教学班（组）以及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简易学校接受义务教育。
经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办学经费由办学者负责筹措，流入地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积极扶持。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允许其租赁坚固、适用的房屋为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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