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它不仅创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而且产生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过程是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反过来又多
一是对一些前提性问题的研究。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法性”问题就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两个问题在许多人那里并没有真正解决。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的论点是存在的，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观点也是存在的。不能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当然”之理而不予理睬，而要认真地加以论证，从学理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否则，其他问题的研究就没有牢固的基础。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进程和规律问题的研究。要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从实际材料出发总结经验，别无他途。要总结经验就有个方法问题。方法不同，结论就会有歧异，甚至相去万里。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第一，判定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标准问题。凡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有其事的研究者，都不否认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具体谈到何谓成功，何谓失败，看法又往往颇不相同。分歧的原因之一是判定的标准不同。在这个问题上的标准比在真理问题上的标准复杂得多，因为这涉及价值问题，单说以实践为标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人们实际上采用的标准归结起来有两种：一是看中国化的成果与经典作家本人著作的文本是否符合，从反面说也就是看是否“走样”。二是看中国化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否有利。当然，仔细分析起来，情况也并不那么简单。主要的困难有二：其一，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数学或自然科学的定理与工程设计之间的关系那样直接，那样单纯；它与具体实践之间往往隔着更复杂的中间环节，受到更多的外来因素的干扰，以致理论上并无错误的人可能办错事，理论上有错误人也可能在具体问题上取得一时的成功。所以，如果机械地从某一具体实践的成功与否来反推出理论的正确与否，又推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成功与否，在学理上是站不住的。其二，对中国革命、建设有利与否这件事本身也需要判定，这种判定也很复杂。对某方面有利可能对另方面不利，一时有利可能长远不利，反之亦然。而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又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在不同领域里衡量有利不利又有更具体的尺度，这就更为复杂。但是，这两重困难的存在只是告诉我们运用这个标准的时候要防止简单化、线性化，并不能得出结论说这个标准根本不合理或者不可操作。以宏大的视野看历史的长过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最终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与否是可以判定的。
第二，总结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问题。任何经验总是一定具体条件下的经验。离开了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即语境），经验便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也无法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普适性的认识，使今天在另一种主客观条件下实践的人们得到教益。例如，在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发生过一些错误，但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简单地看待。有些错误在当时就可能避免、应该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交学费”之类的托词来曲为之辩；有些错误则是在当时当地的主客观条件下不可能避免的，这就不能以今天的条件和今天的认识为尺度来苛责前人。当然，既同为错误，就都有教训可以吸取，但吸取的教训的内容是不同的。总之，不论对待何种错误，都需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它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剖析，这才有助于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第三，研究的视角和视野问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进行。比如，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中国思想史、世界文化史或中国文化史等视角来做。只要不是违背事实的臆说，都有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都有价值。但是，单从上述某一视角考察这一问题，总难免受到视野上的局限。我认为，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维度地审视这一问题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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