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无为”思想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最早的“无为”论，主要指君道，而并不包括政治运作的全部过程。正如《庄子・大道》所说：“上无为也，下亦无为也，是下与上同德，下与上同德则不臣。下有为也，上亦有为也，是上与下同道，上下同道则不主，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而天下用，此不易之
首先，世袭制下的君主，绝大多数不配“有为”。尧舜时代实行的是禅让制，但到夏商时已经是家天下了，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是普遍现象。到了西周，分封制、嫡长子世袭制、世卿制更趋完善，最终确立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即国的国家体制。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大问题是绝大多数世袭君主昏庸、骄淫，缺少治国才能。在今文《尚书・无逸》中，周公对殷商的三十一位王有一个评价：只有中宗、高宗、祖甲三位君王能恭敬谨慎地治理政事，不贪图安逸，“能保惠于庶民”，因而享国以久。其他人统统都是“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及牛耕的推广，诸侯之间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兼并战争逐渐升温。西周时有“千八百国”，到春秋时只剩下数十个了。这种兼并战争更充分暴露了世袭制下王侯公卿的昏庸无能，“亡国相及，囚主相望”的历史记载就是最好的说明。《汉书・十三王传》中有一段话：“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矣。……汉兴至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失道。何则？沉溺于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这就是说，与生俱来的“居势”使得多数侯王骄、奢、淫、私，同时也造成他们不学无术，识见短浅，体质羸弱。更致命的是，在君主世袭制下，虽也有某种机制、成规制约君王，但缺乏保护内外臣工的政治机制，因而大小臣工就很难违抗君命，舍身护法，多半是唯唯诺诺，谀声盈廷。在这种情形下，乾纲独断的君主们若恣意妄为，怎么可能去安邦治国？因而，“劳心”先哲就只能寄希望君王们“无为”。这就是“无为”的由来。胡适就说：“大凡无为的政治思想，本意只是说，人君的聪明有限、本领有限，容易做错事情，倒不如装呆偷懒，少一些乱子吧！”
其次，专制君主的“有为”造成的弊端太多。虽然大多数君王不配也不能“有为”，但毕竟历朝历代都有少数贤明之君，他们都想“有为”。即使那些昏庸的君王也不会甘于“无为”，或主动或被动，都要“为”一番。在这种情形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孟子语），“上一下十”（韩非语）的规律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挥作用。所有臣工宗室都要去揣摸君王的所思所欲所言所为，以迎合圣意，并决定他们或和、或随、或谄、或谗、或谤、或媚、或避害、或趋利、或窃功、或盗名。可以想见，专制君主一旦有为，它会生出多少弊端，酿成多少灾难。所以，老子才倡导“为无为、事无事”。楚简本《老子》将“无为”写作“亡为”，即君王要隐蔽其所为，绝不声张，以避免臣下的奉承讨好。用严遵《道德真经指归》的话说就是，“为无形也，事无声也”，“祸福之生，在于元首，为之于无形，听之于无声。无形无息则深远。无功之功大，有功之功小，有德之德薄，无德之德厚。”这就是为无为。这种“无为”不能不说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活生生的政治辩证法。
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而王居一安。”（楚简本文字）老子把王之尊抬到与道、天、地相提并论的高度，可见其尊王意向之坚定，但是他又如此竭力主张君道无为，可见这二者在老子看来都是不可少的。如此体认道家的“无为”思想，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英国、日本等国的虚君制。不过，在后者是制度，在前者只是理论，虽然这理论要比他们早一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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