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20多年前,我第一次以正义的名誉,把告状信送到校长的办公室时,我已经不再怀有对同学和朋友的不安,内疚早已像儿时在田野燃起的草烟样无踪无迹,留下的只是对那时的单纯的想念。
那时候,我是那样的渴求上进,渴望生命中充满阳光,想在中学中入团,想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想让我心仪已久的那些学
是可忍,孰不可忍哦。
从学校回到家里,我彻夜未眠,写了一封检举信,揭发那些入团苗子们的诸种劣迹,比如某某上课不认真听讲;某某某下课不认真完成作业,考试时曾偷看同学卷子等等,还有谁谁谁,他家不是贫下中农,而是富农成分,如此这些,我上纲上线,引经据典,说共产主义青年团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团员是党员的种子库,说让这些人入团,无疑于为团旗抹黑,为党组织这座高楼大厦的根基中填塞废砖烂瓦,长此下去,有一天党会变色,国会变黑,大楼会坍塌,到那时,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后悔莫及。在天亮时分,我把那封检举信再三看了,装入一个信封,早早来到学校,如乘着夜黑风高样乘着校园安静,把那封信偷偷地塞进了校长的办公室。
剩下的时间,就是对我耐心的考验。等待着一场好戏,却总是不见幕布的徐徐拉开,这使我受尽了时间的折磨,以为那信也许是校长不慎将它扫进了装垃圾的簸箕,也许校长将信看了,随手一团一扔,对作者的名字嗤鼻一笑,说声“蚍蜉撼树谈何易,”也就算了了结。总之,随后的日子,一切仍是一切的样子,鸟还是那样的飞着,云还是那样的白着。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和没有发生一样,使我庆幸什么也没有发生,懊悔什么也没有发生。可在刚刚平复了内心的不安之后,在一天的课间操时,校长却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盯着我看了半天,冷冷地对我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就是阎连科?”
另一句是:“管好自己,管别人干啥。”
说完这两句话,上课的铃声响了,他没有再看我一眼,就去往了某个教室。可他那两句话,却是我平生在学校听到的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严肃的劝戒。之后不久,学校开了一个学生大会,宣布了一批新团员名单。在那批名单中,我处心积虑检举的三个同学,有两个在新团员的名单中间。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为了什么,好像我所检举的几个同学,知道了我在校长那里对他们的恶行,连看我的目光,都是那样的不屑和睥睨,使我不得不在上学、放学的路上,远远地躲着他们,不得不把希望学校演出队的漂亮女生多看我一眼的奢念都及时、用力地掐死在头脑的萌芽状态。为了躲避那些目光,为了躲避学校压抑的环境,也为了解救那时我家境的贫寒,之后不久,我便辍学到几百里外打工挣钱去了。
随后,为了谋生,我又当兵到了部队。探家时听说我曾经揭发过的那两个同学终于结婚成家,誓成为百年之好。我羡慕他们,也很想去祝福他们,而且还听说因我找对象困难,他们夫妻曾跑前跑后,给我张罗女友,于是就更加觉得愧疚。到末了,终于去了一次他们家里,看他们似乎并不知道他们入团时曾经发生过的那段插曲,也就没有主动提起那桩我过往的丑行。
好在,愧疚已经过去,剩下的都是一些对美好的回忆。好在,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打了别人的报告,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去打别人的报告。我为此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