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离不开礼乐文明,中华民族素有“礼义之邦”的美誉。然而,由于礼学研究艰深枯燥,热心研究者几乎是“凤毛麟角”,礼学遭遇“非礼”便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界近九十年间的遗憾。
他叫陈戍国,被史学界推为我国继曹元弼先生、沈文倬先生之后,研究中国礼学的第三代代表。在刚刚结束的湖南省第七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中,他的这套专著引起了专家们的一致好评,23位评委全部投票推其为一等奖,并认为该成果在中国礼学研究上是空前的。
不过,陈戍国教授这套专著推出前学界对他并不怎么关注,更谈不上鲜花和掌声,熟悉的人甚至认为他多多少少有点“怪” 单位多次组织公费旅游,他一次都不去;不愿意装电话,不买手机,不喜欢与人闲谈应酬;近三年来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也没有承担过一次课题,岗位津贴申报的是教授中的最低档;生活过得像“苦行僧”,每晚足不出户,读书笔耕至次日凌晨4 00左右,吃完早点后休息至中午;就是这次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他也是在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动员后才申报,他说,“难道评了奖学术水平就提高了吗 ”
其实,陈戍国坐冷板凳的功夫是多年坎坷人生经历炼就的。他1964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便打成了“反革命”到平江农场劳改,推迟两年毕业后又分配到隆回高寒山区再次接受劳动教育。1979年,得知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他决定报考研究生,他第一志愿报考复旦大学古代文学专业,虽说总分超过复旦录取线,但由于“反革命”的帽子没有摘掉不予录取,最后转到第二志愿西北师大,被同样“挨过批斗”的郭晋稀教授收为门下。1984年,戴了18年“反革命”帽子的陈戍国终于平反,1987年,年已不惑的他又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当今研治《礼仪》第一人”（顾颉刚语）沈文倬先生,他的专著《中国礼制史》的第一卷便是他1989年毕业时的博士学位论文。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对陈戍国来说,能让他静心做学问,就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了。15年里,他读过的各种专著达600多部,正如他在专著后记中自述“岁将暮,吾亦垂老于此书矣。”
目前,陈戍国教授又潜心于“四书”和“五经”的标注,这些都是先贤们研究了2000多年的,要想取得点滴突破都是难上加难,可他仍“不厌其难”。相信他花甲之年仍会“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