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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独运写雪芹

2004-04-2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宁志荣 聂正平 我有话说

周汝昌先生1964年写出10余万字的《曹雪芹》,直到这本《文采风流曹雪芹》,这已是他第4次为曹雪芹立传了。

曹雪芹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文学家,有关他的

身世生平的历史资料却十分匮乏。因此,周汝昌曾感言,如果你想要挑选一件最困难而又最值得、也最需要做的文化工作,那么就请你从事研究和评价曹雪芹的工作。撰写曹雪芹传记,难在文献奇缺,东鳞西爪,片言只语,从传记学的角度来看确实难上其难。然而,在周汝昌看来,“我们拿不出一部曹雪芹传,对自己的历史、对世界人类文化,都是说不过去、难为人原谅的憾事”。为此,周汝昌知难而进,抉隐烛幽,匠心独运,穿过历史弥漫的云烟,形象地描绘了曹雪芹的家族渊源、生平事迹和人生求索。

对于曹雪芹这样一位旷世奇才来说,其出身和背景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广阔的背景。周汝昌把红学定位于“新国学”的高度,以此为出发点,在《文采风流曹雪芹》的开篇第一章,他就称曹雪芹出身于“诗礼簪缨”之家,由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点出了曹氏的世系源流。周汝昌题诗道:“诗礼簪缨族望隆,才兼文武溯家风。石头一记原非梦,赤县黄东良史功。”从曹雪芹的家世渊源来写是具有特别深刻的涵义的。这是该书独具价值的关键所在,因为在曹雪芹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诸多因素,他所秉赋的思想和卓异的文学天才是与此息息相关的,他的坎坷的遭遇和放浪形骸,嗜饮工诗,犯言骇世的凛凛气质,无不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相联。

该书对于传主形象的刻画是惟妙惟肖,特别传神的。一星半点的史料与大胆而合乎情理的想象结合在一起,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书中记载,曹雪芹为人风流倜傥,佯狂忤世,嗜爱戏曲,如《牡丹亭》、《长生殿》等,因此被禁锁空屋达3年之久。然而,正是这样的禁锢反而成全了曹雪芹,在空屋中沉思默想,感悟世间炎凉。既然《水浒传》中有绿林豪杰,那么,曹雪芹便想到要塑造脂粉英雄。水浒聚集了一百单八位绿林好汉,如果只有“十二钗”则实难匹敌,那么,他也要写出一百单八位“个个不同神情姿态”的脂粉。这种艺术的想象和描绘,使曹雪芹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也是对于曹雪芹立志写《红楼梦》的背景的合理写照。书稿完成,却遭受了“删削进呈”的命运,纵有傲骨凛凛,也只能徒唤奈何。曹雪芹为此忧愤交加,此时京城又发生了痘灾,曹雪芹的爱子不幸丧命。曹雪芹悲痛难以自持,不久就病倒了,在凄凉悲惨中离开了人世。

《文采风流曹雪芹》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传记,而且是一部集学术和文化为一体的文化传记。周汝昌先后4次为曹雪芹立传,每一次立传都善于吸收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作者感叹“此次撰传,最大收获之一即考明了雪芹东北始迁祖曹端广的居地”,“位于铁岭城的南郊”。在本书中,作者还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曹雪芹的“正邪两赋”思想,他认为曹雪芹的思想根源并不在宋明理学,而可追溯到老子、庄子、列子等道家先哲大师,如《列子宫・天瑞》对宇宙万物生成的“四纪论”以及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对于曹雪芹都有影响。曹雪芹的“正邪两赋”思想分出了“正气”和“邪气”新概念,二者相交,核发了“崭新的特异光彩”,正气惟受邪气之搏击激发,才能“尽情激显,出于万万人之上”。作者认为这种思想是中华思想史的“重大宝贵内容”。因此,曹雪芹笔下的用字措词,总有正反两方面,如“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周汝昌先生的《文采风流曹雪芹》一书的出版对于红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书如行云流水,含英咀华,心游万仞,纵横捭阖,尤其在书的每一节的末尾题有一首七言绝句,前后照应,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感染力。他所发掘的资料和塑造的艺术形象是弥足珍贵的。《文采风流曹雪芹》周汝昌著书海出版社压题画作为刘旦宅在1979年所作《曹雪芹京西穷居著书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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