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校长,您好,“985工程”第一期的建设已基本结束,第二期正在启动。我们了解到,“985工程”二期建设强调比较多的是创新平台建设,请您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刘经南:“985工程”二期建设把创新平台作为建设的重点,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战略性思路。应该看到,经过
“985”二期建设的一个根本性任务,就是要在一期建设的基础上,整合、集成已有的优势,在一个更广阔的学科背景、更大规模、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平台。这种创新平台融基础性、综合性、国际性、共享性为一体,代表某一领域的国家水平,能够围绕国家重大的基础理论展开原创性、前瞻性的创新研究,能够承担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发展中具有全局性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同时,这种创新平台还应该成为国家某一领域战略发展的学术咨询机构,为国家规划学科发展方向提供决策咨询,而对于学校来说,这种创新平台应该能够带动学校整体的发展,推动学校向世界高水平大学迈进。
记者:您认为建设高水平的创新平台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刘经南:毫无疑问,建设高水平创新平台关键是人才,具体地说,就是大师加团队。多年来,我们党和国家是十分重视科学技术队伍建设,注重科学科技术人才的储备,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科研实力。但是从总体上说,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研院所也好,高等学校也好,存在着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严重缺乏大师级的学者。这也说明我们在一些重大的学术领域,在一些科学技术前沿,缺乏与世界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抗衡的实力,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因为缺乏大师级的学者,就不去创建高水平的平台,就不对参与国际竞争。我们要抓住机遇,奋起直追,力争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发挥团队优势,用团队优势来弥补缺乏大师级学者的不足。事实上,我国很多重大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现,都是充分发挥团队优势的结果。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我们在加强团队建设、发挥团队优势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大师级学者的培养,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强调的创新平台,这本身就是一个培养大师级学者的舞台。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个舞台,培养我们自己的大师级学者和战略性科学家,而且我们要从年轻人的培养开始做起。
我在学校的一次会议上就这样讲过,我们要扶持一批30-40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在他们50岁左右时,成为世界和国内知名的学科带头人;要使现在20几岁、30几岁的学者,20年后45-50岁左右的时候成为世界有影响的学者。那么,创新平台的建设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可能。我想,我们这个创新平台还应该是凝聚人才的平台,应该是开放的平台。我们要努力争取一批世界一流学者加盟,形成一个大师加团队的创新人才格局,使我们的创新平台真正具有国际性和前沿性。
在武汉大学的发展史上,注重引进国内外高水平的学者是一个最值得吸取的经验,我们的法学、经济学、病毒学等学科,就是因为当年从国外引进了一批高水平的学者,才奠定了学科的优势地位,才有了今天这样一个发展的局面。这种引进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几个学者的问题,而是意味着一个优秀的学术中心或学术团队的诞生。比如我们请著名病毒学家田波院士主持武汉大学现代病毒研究中心,该中心在短短几年里就有十几位在国外从事病毒研究的优秀青年学者加盟,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学术中心或创新团队,这个创新团队在艾滋病和SARS病毒研究方面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由此可见,我们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平台,必须解决好大师加团队这个关键,必须高度重视大师级学或战略性科学家的引进工作。
记者:武汉大学是国内外知名的大学,在“985”工程第一期的建设中取得了显著成绩,那么在即将进行的第二期建设中,武汉大学会有哪些重大举措 ?
刘经南:武汉大学是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给我们提供了拓展发展空间的优越条件,我们就是要在学科的交叉、融合上下功夫,促成新的生长点,形成更大规模、更高水平的创新平台。
在“985”第一期建设中,武汉大学在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那么,第二期建设我们将在这些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力量和资源,争取在申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重点实验室方面有比较大的突破。比如我们正在争取建立地球空间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这一领域在国民经济、国防建设、科学研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资源与环境的探测与监测、天气预报、海洋监测、农作物估产、洪涝与干旱监测,飞机导航、智能交通、现代物流、移动通信和以信息化为特征的高科技战争等,无不依赖于卫星遥感、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技术。
发展空间对地观测体系,建设中国星、机、地一体化的空间信息获取、传输、处理和应用的创新研究基地,具有国家发展高度的战略意义。武汉大学在该领域具有多个优势学科,如遥感信息科学、地理信息系统、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信号处理、空间大地测量、空间物理等,在多个相关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十分雄厚的基础独特优势。我们拥有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软件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多媒体软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卫星导航应用系统设计与集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5个国家级研究基地;拥有地球空间环境与大地测量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地理信息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多媒体网络通信湖北省重点实验室、电离层国家专业实验室、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等6个省部级研究基地,以及武汉大学空间信息与数字工程、近地环境监测雷达2个工程研究中心。
通过资源整合,可以构建国家实验室的核心研究方向、研究设施和研究环境,形成具有国际水平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我们还将争取建立病毒学及病毒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学能源与光电信息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无线电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以及若干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在创新平台的建设中,我们将高度重视文理工的交叉和融合,创建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的大型创新平台。如我们将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信息资源研究中心、数字信息资源技术实验室为核心,建立数字信息资源研究创新平台,所跨学科有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管理学、法学以及工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科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等;再如我们将以长江发展研究院、水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环境法研究所为核心,建立大河流域的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创新平台,所跨学科有历史学、管理学、法学、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以及环境科学与工程、水利工程等,由此形成以长江流域为依托,以世界大河流域为参照,对大河流域的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利用、历史地理环境变迁、保护、社会、经济发展等进行综合研究的特色。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建立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研究创新平台、现代中国与世界研究创新平台、跨文化传播研究创新平台、宪政与政治文明研究创新平台。我想,通过这样的整合与集成,武汉大学的优势会更加突出,特色会更加明显,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无论是过去担任副校长,还是现在担任校长,都比较强调在学校建立学术“特区”,特事特办。那么,这种特区观念可不可以视为您在创新平台建设中的一个基本的思路。
刘经南:关于特区问题,我是多次强调过,主要是有感于学校现行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不能完全适应学术和科技的发展。我的基本想法实际上是创造一种适合于学术和学科发展的优良环境。形成优良的学术环境涉及到的内容很多,我想其中有两点是要特别注意的。
一是要创造一种让我们的老师和学者能够全身心投入科学研究的环境,不要为评职称所累,不要为工作量所累,不要为各种评奖所累,而潜心于自己的专业,潜心于学术,潜心于创新。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学术环境,我们可能搞出很多成果,可能写出很多论文和著作,可能获得很多奖励,但是我们却很难创造出对社会和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或传世之作,也出不了大师级的学者和战略性科学家,我们也就不可能建设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对于创新平台建设必须有一种特殊的政策,比如我们正在考虑出台一些新的考评办法,用目标责任代替以工作量、文章、奖励、专利等为依据的年度考核,建立更加合理的科研评估体系,在科学研究中允许失败,宽容失败,承认科研失败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价值,鼓励学者开展原创性的科学研究,鼓励学者积极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是要创造一种灵活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学术的发展。应该承认,我们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学科壁垒、部门壁垒问题,制约了学术的发展和创新,制约了学科的交叉和融合。那么,现在我们要建设的这种多学科背景的创新平台,有可能冲破这种壁垒,打破我们现有的科研管理模式,形成一种高效率、高效益的运行机制。这也就是说,创新平台的建设,为我们所说的“特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我们甚至可以说,创新平台的建设,会冲击我们现有的整个学校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会带动学校管理的进一步优化和创新。
记者:您可不可以预测一下,“985”建设第二期完成以后,武汉大学的地位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刘经南:变化是肯定的。我们的目标是要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方面集中力量,各建设一个世界一流水平的创新平台,形成世界一流的团队、一流的条件、一流的学术水平和学术环境,成为国内外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中心或高地,同时带动一大批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并积极探索一套研究型大学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的新模式和新经验。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一两个点上突出地提高学校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武汉大学正处在一个跨越式发展的阶段,“985”工程二期建设无疑会大大地推动这种跨越式发展。但是我们要看到,所有的高校,特别是进入了“985”建设的高校,都在突飞猛进,竞争非常激烈,这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竞争会激励和鞭策我们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这也是肯定的。我们希望武汉大学的发展是跨越式的、可持续的;我们也希望和兄弟院校一起,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科学技术的繁荣和创新做出我们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