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有云：“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顷读日本学者冈村繁《陶渊明李白新论》，掩卷而思，尤觉陈氏此语之警策。盖研究古人，往往需用双视角，一则以今日之价值体系为参照而视之；一则依当日之价值体系为参照而视之。前者即“所有历
冈村先生于汉学造诣颇深，其对陶渊明之研究在日本学界有相当之影响，而论陶之人格则难免隔鞋搔痒，使人感觉到有一层文化的隔膜。究其原委，就在于只是以今视昔，而缺乏对中国古人了解之同情。因能以今视昔，故冈村氏能敏锐地发现陶内心之多重矛盾：归故园时并存的悲与喜；对“拙”的生活态度之自负与自嘲；在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彷徨等等。但又因其缺乏对中国古人应有的了解之同情，故尔未能结合陶作之语境深入做合情合理之分析，乃至误鹿为马，以“真”为“伪”，以凡俗为“庸俗”，否定陶人格可贵部分，而主张将其文与人分割视之。故尔虽或有“小结裹”，却未能有正确之“大判断”。陶渊明《与子俨等疏》正是一篇展示冈村氏所说种种内心矛盾冲突与痛苦的作品：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敝，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迕。自量为已，必贻俗患。??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病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 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然而陶氏的内心矛盾双方并非等量相持，这些矛盾在陶渊明“质性自然”价值取向的主导下终将得到整合，并由此构成陶氏极为丰富的情感世界。如上引文中，可感知渊明掩舐犊情深，决非所谓“自私”、“无责任心”云云。但对“性刚才拙，与物多迕”，他并不后悔。对儿辈的艰辛虽“念之在心”，但仍然以“何惭儿子”自勉。《后汉书・列女传》载王霸 字孺仲 妻勉其夫曰：“君少修清节，不顾荣禄。今子伯之贵，与君之高 奈何忘宿志而惭儿女子乎 ”这就是整合矛盾的“安贫乐道”之道德力量。这种力量与道家对人生所取的审美态度结合，则产生陶氏特有的怡然自得的审美心态，“北窗下卧”一段描写便是。这才是陶氏之“真”――以其生命理想化解内心矛盾，从而达到一种复杂的平衡，是朱光潜所讲“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平淡”之美。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207页 内心多重矛盾造成其文学创作之多层面境界，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风格之所从来。
双视角构成为古人定位之座标。从以今视昔之视角，可发现中国士大夫普遍存在的软弱性，及其只在廊庙与山林之间选择生存方式的狭隘性。以对古人了解之同情，则可发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难以想象的恶劣政治环境下是如何顽强地以健康的心态求生存，最大限度地保存个体的尊严。二者正是构建现代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有益的鉴戒。鲁迅于此别有会心。以屈原为例，鲁迅一方面以现代思想家的敏锐，指出《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 《从帮忙到扯淡》 ；另一方面又给予崇高的评价，称《离骚》是“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并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自明其志。对陶渊明，则看到隐士的特殊地位，指出他有奴子，“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隐士》 同时又充满同情心地指出“他非常之穷，而且心里很平静。……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进而对其平和的态度表示理解，指出陶渊明对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由于魏晋时代“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 同上 这才是对待古人宅心忠厚的学者心灵。
由此，我又联想到对陈子昂的评价。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由于子昂“直陈时事”的诗歌附合“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标准，所以被高度评价，显然不属于“对古人了解之同情”，只是利用古人耳。然而，厌恶和尚而恨及袈裟，因其“直陈时事”而斥此诗不是诗，一例逐出文学殿堂，也同样不属于“对古人了解之同情”。直陈时事，如果是指不顾文学自身规律，只以说教为诗，则斥为“不是诗”可也；如果是指“直陈”的形式缺少含蓄，杀去诗美，犹备一说 虽然直截痛快一滚子说尽亦有佳处 ；如果是指直接以指陈时事为内容，则不敢苟同。盖文学固然不应成为政治之附庸，却也不应斥“指陈时事”为内容者为非诗，对以政治与道德为反映对象者嗤之以鼻。无论政治、时事与道德，只要按文学创作自身的规律处理得法，都可以酿出诗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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