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日起，儒家学说至少在形式上已成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确立了自己在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核心地位。元帝、成帝在位时，情况尤其如此，经师韦贤、韦玄成父子和匡衡都位至丞相，儒者贡禹、薛广德等则官至御史大夫。可见，以经术晋升公卿之位者始终占有
然而，形式与内容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儒学在名义上虽然取得了至尊无侔的地位，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贯彻却往往要打很大的折扣。汉代统治者轰轰烈烈地尊孔崇儒之举，更多的是做表面文章，粉饰太平而已。汲黯批评汉武帝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正道出了帝王们的内心奥秘。武帝、昭帝、宣帝时期，这种内法外儒，儒法并用的特色甚为显著，用汉宣帝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元、成之后，情况虽有所改观，但从本质考察，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上，“霸王道杂之”的做法依然是统治者的主动选择。元帝时，匡衡上疏中的内容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颜师古注末语称：“非其天性自恶，由上失于教化耳。”这表明当时真正掌握管治资源的是大批“俗吏”，他们对“儒学”根本不屑一顾，仅仅凭恃“刑法”治民，而其根源则在于最高统治者只是将“教化”挂在嘴上，并未能真正落实到政治操作之中。
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能以儒家基本原则处理日常政务的，也就只有召信臣、韩延寿、何敞等极少数号为“循吏”的官僚，而大部分官吏则通常汲汲于以法刑施政驭民。如薛宣就明白透底：“吏道以法令为师”。这与秦代“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做法一脉相承，如出一辙。
在这种背景下，那些硕士宿儒虽然动辄以“师道”自居，以为自己负有弘扬儒家理想的崇高职责，但实际上往往是他们自作多情、自鸣得意罢了。在拥有决策权或行政权的官僚眼里，他们不过是装潢门面的工具。成帝时代的琅邪太守朱博的态度称得上是典型。这位朱博特别讨厌读书人，“尤不爱诸生”，到地方上任所做的头一件事，便是砸儒生的饭碗，“所至郡辄罢去议曹”。儒生如有讲仁义、行德政之类的建议，他总是一副不耐烦的嘴脸，一再表示自己“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且持此道归，尧、舜君出，为陈说之！”值得注意的是，朱博已是西汉末期的人物。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他在一个月内先后官拜御史大夫乃至丞相。这时儒学表面上定于一尊已超过了一个世纪，可是像朱博这么一位鄙薄儒学仁义教化，理直气壮地拒斥“圣人之道”的官僚竟然能平步青云，升至高位。这一事实本身足以说明，即便是在元、成之后，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也仍旧是朝廷实施专制统治的基本原则。
从两汉时期法令烦苛的程度，也可以看到当时推崇儒学，奢谈仁义的背后，充满着法家政治的血腥气息。汉律是直接继承秦律而来的，它最大的特色是严酷细密，见血封喉。“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法律条令的烦苛，意味着受法面的普遍和执法上的残酷。这从大臣路温舒的揭露可以窥见一斑：“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殴，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用刑愈重、执法愈暴，对官吏本身好处愈大，机会愈多；反之，则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态度不鲜明的“帽子”，葬送大好前程。这样一来，各级官吏当然要争先恐后扮演凶神恶煞，与民为敌，“以刻为明”了！
法令的严酷还表现为汉武帝时不仅恢复了文帝时业已废除的“妖言诽谤罪”，而且新创了腹诽罪。大臣颜异之死就是这种恐怖刑法的鲜活案例：颜异在汉武帝时担任大农之官，一次他和别人私下聊天，那人谈起朝廷有些法令定得不尽恰当，有可改进的地方。颜异深知兹事体大，岂可说三道四，所以没有随声附和，只是下意识地稍稍动了动嘴唇，谁知还是让人给告发了。酷吏张汤借此大做文章，声称颜异身为九卿高官，“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罪当论死。汉武帝二话没说，批准了张汤的奏章，颜异的脑袋便莫名其妙地搬了家。“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
显而易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两汉社会思潮演变过程中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其本质属性无疑当为“霸王道杂之”。换句话说，外儒内法，法主儒从；儒法并用，法本儒末乃是汉代政治文化的根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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