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于2004年4月24日溘然长逝。哲人其萎，精神永存！
张先生有近80年的学术经历，在读中学时就曾发表《评韩》和《关于列子》的文章。他曾回忆说：“吾昔少时，有如汉代扬雄所称‘默而好深湛之思’，拟穷究天人之故，思考哲学问题，常至废寝忘食。”在北平
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与社会生活，与他对民族复兴、文化再生的思考和期冀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早年所作《哲学的前途》一文中说：“思想是由生活决定的，且对于生活具有很大的作用。哲学是思想的综合，因而在文化中占了领导的地位。”“将来的社会，定是社会主义的”，新唯物论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哲学”，而“科学与社会主义本是不可分的”，因此，“将来的哲学便是新唯物论与科学的哲学的结合”。
在《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一文中，张先生更指出：“如没有哲学，没有统一的思想系统，纵即学会了人家的科学工艺，恐也未足以建立一个独立的文化……”“尤其在中国现在，国家与文化都在存亡绝续之交……如企图民族复兴，文化再生，更必须国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生都有明切的认识，共同统会于一个大理想之下，勇猛奋斗，精进不息。在此时是需要一个伟大的有力的哲学作一切行动事业之最高指针的。”将哲学的发展创新与民族复兴、文化再生联系在一起，张先生认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哲学，首先“必须是综合的”，“对于中国过去哲学须能抉取其精粹而发展之、光大之，辨识其病痛而革正之、克服之，同时对于西洋哲学，亦要批判之、吸收之”；其次，它必须是“一种有力量的哲学，能给中华民族以勇气的哲学”；复次，“真正的综合必是一个新的创造”；更次，它“必与科学相应不违”。为满足这四个条件，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在内容上必须是唯物的、理想的、对理（辩证）的和批评（解析）的。
1936年，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提出了“新哲学之纲领”，即：“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这里所说的“唯物”，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又是指继承中国固有的唯物论传统，特别是宋以后哲学中横渠（张载）、船山（王夫之）一系的“气论”或“唯气论”。张先生指出：“一种哲学必与其民族的本性相合，乃能深入人心；必能矫正其民族的病态，乃有积极的作用。”唯物与理想的综合是符合中国传统哲学之“基本倾向”的，而唯物、理想与解析的综合则是要吸收西方分析哲学的方法，使新唯物论的理论形态更加“精确”。张先生说，这个新的综合的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新唯物论之“更进的引申”，又是中国传统唯物论之“再度的发展”，“在性质上则是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
在提出“新哲学之纲领”的同时，张先生完成了他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即五十多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此书是选出中国哲人所讨论的主要哲学问题而叙述其源流发展，可以看作是一本“中国哲学问题史”。其所最注重的方法有四点，即“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它是张先生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而研究中国哲学史的重要成果。它把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基本倾向、范畴意涵、条理系统和发展源流彰显出来，而其中特别表彰了中国哲学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结合、自然论与理想论相结合的优秀传统。此书与张先生提出的“新哲学之纲领”堪称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史与论同出、古与今并见的杰作，是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照着讲”与“接着讲”相互结合起来的典范。
1935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有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大讨论。张先生在此讨论中发表了《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西化与创造》等文章。他运用辩证法，揭示“文化之实相”，“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他针对当时的全盘西化论和东方文化优越论两种偏颇，指出：“在现在中国，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与谋旧文化之复活，同样都是死路一条。”文化发展的正确道路是在抉择东西文化之优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综合”，亦即“拔夺（扬弃）东西两方旧文化而创成新的文化”。
抗战爆发后，张先生因与学校失去联系，未及南下，他与留滞北平的一些学友蛰居读书，不与敌伪妥协。自1937年至抗战结束，是张先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对“新哲学之纲领”进行充实、论证而撰写其哲学专著《天人新论》的时期。此书初具规模，但没有最后完成。抗战结束后，张先生返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由于教学任务的繁重和时局的动荡，生活的艰苦，《天人新论》中辍写作，以总纲性的《天人简论》为终篇，同以前所撰《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合称为“天人五论”。没有把《天人新论》最后完成，这成为张先生终生的一个遗憾。张先生在30年代曾批评对新唯物论哲学的两种错误态度，一种是“盲诽”，另一种是“墨守”。所谓“墨守”，就是“凡宗师所已言，概不容批评；宗师所未言及者，不可有所创见”。这种“墨守”的态度，在50年代（及以后）的哲学理论研究中成为学术风气和政治禁锢。加之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张先生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由于教学分工和当时学术研究的环境所限，张先生开始专门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而把未完成的旧稿收入箱笥之中，对哲学理论“存而不论”了。
张先生在50年代留下一些论著，对《中国哲学大纲》的成果有所阐述和发展。但不幸的是，在1957年他因言罹祸，由此沉寂20年，这成为他一生最大的一个遗憾。直至1978年，张先生才复出，以耄耋之年而进入他的第二个学术高峰时期。
张先生晚年老当益壮，成果卓著。他抱病授课，精心指导，培养了十多名哲学硕士和博士，而受其教益、奖掖的后学当以百千数。他辛勤笔耕，孜孜不倦，发表了大量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理论和中国文化的学术论文和专著。1989年至1994年，清华大学陆续出版《张岱年文集》六卷本，其中后两卷一百多万字为张先生在1978年至1989年的主要论著；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岱年全集》八卷本，后两卷主要是他1989年以后的论著。直到张先生逝世，还有张先生未及看到的《文化与价值》一书出版。张先生可谓生命不息，著述不止。
在1997年张先生“米寿”（八十八岁寿辰）之时，就有学者评论说：“这样高年的学者还写出这么许多文章，据我所知，在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是绝无仅有的。”这种现象可用“穷且益坚”来解释，即张先生发奋努力，以弥补曾经沉寂20年的缺憾；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张先生努力实践其早年提出的“充生以达理，胜乖以达和”的人生之道（即扩充内在的生命力，克服生命与生活的乖违，以达到合理、和谐的道德境界），他已把《易传》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深深地化入他的伟大人格之中。
张先生在晚年写有《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一文，他说：“在哲学上，我仍坚持30至40年代的一些观点而略有补充。我信持唯物论，推崇辩证法，而认为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与中国古典哲学中的唯物论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在此文中，他将其哲学基本观点概括为十大命题：（1）物我同实；（2）物统事理；（3）一本多级；（4）物体心用；（5）思成于积；（6）真知三表；（7）充生达理；（8）本至有辨；（9）群己一体；（10）兼和为上。
张先生在晚年更明确地提出文化发展的“综合创新”论。他指出：故步自封，因循守旧，以大国自居，以高明自居，走复归中国古代文化的老路，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全盘否定民族传统，丧失自己民族的独立性，也同样是危险的、没有前途的。他不同意以中学、西学分文化之“体”、“用”，而主张发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以“今中”为体，兼综东西文化之优长，创造出超越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张先生常引古语“国有与立”，说明中华民族之所以经五千余年历史而延续不绝，必定有其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他指出，这个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中华民族不断进取、不甘落后、不向恶势力屈服的拼搏奋斗精神，“厚德载物”就是中华民族崇尚道德、爱好和平、容纳众物的博大宽容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以称为“中华精神”。
张先生也曾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没有产生实证科学和民主政体，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其缺陷，这也是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欺辱的原因。但中华民族终于衰而不亡、衰而复起，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和其基本精神起了作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就是兼综东西文化之优长，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张先生一生治学，贯彻一个“诚”字。在30年代，他提出“哲学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在40年代，他把“求真之诚”作为哲学修养之基础；在《事理论》的“自序”中，他说“此篇所谈，则与横渠、船山之旨为最近，于西方则兼取唯物论与解析哲学之说，非敢立异于时贤，不欲自违其所信耳”。他在晚年，自号“渠山拙叟”（“渠”即横渠，“山”乃船山），并以“直道而行”示其一生立身之则，又说“‘修辞立其诚’是我的治学宗旨”。
张先生认为，哲学之“可信的”即是“可爱的”。“可信的”哲学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张先生爱中华民族，爱张横渠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他相信，只有“可信的”哲学才能引导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才有望实现人类的和平相处与天人和谐。
把真与善，哲学之“可信”与“可爱”，“修辞立其诚”与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实现全人类的和平相处和天人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我想，这就是张岱年先生身虽殁而精神永存的学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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