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戴维栋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陆谷孙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克艰
缘起：由于我国的入学考试、职称评定，到某些单位参加工作等都要求有外语成绩，一段时间以来，外语尤其是英语学习成为社会热点。对这种社会现象不少人表示赞同，也有些人提出不同意见。在今年的“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也提出了他的不太赞同的看法。社会对外语的要求应当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才更合理？外语学习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今天，我们邀请戴维栋、陆谷逊、陈克艰教授座谈这个话题。
是否出现了“全民学外语”
记者：经济的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国际化正在成为新的时代特征，英语作为国际交往中重要的交流与沟通工具，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英语毕竟只是交流与沟通的工具，并不需要人人都来使用，而现在学外语已经成了“热点”，甚至形成了热潮，成了“全民”性的运动。最近有一种说法，认为各行各业过份强调了外语，出现了全民学习外语的现象，戴校长，您是专门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能不能就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戴维栋：我觉得，就目前我国英语学习的状况而言，说是全民学外语，这个评价似乎过头了一点。目前，社会上学习英语有不同的层面，一种是把英语作为一种工具来学习、使用的；还有一种是一般性地学习。
今年3月在我国举行的首届国际外语教学法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说，中国目前如果把高校学生与中、小学基础教育学生加在一起，学外语的可能有一亿人左右；除了在校学生外，还有一部份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继续学习外语的，再有1亿多，两者加起来不超过2亿人。10年前，英国文化基金会在我国作过一个调查，认为中国在不同层面上有将近2亿左右的人在学习外语，这个数字大致可信。如果这样，与我们13亿人口来统计，充其量只占六分之一。
陆谷逊：说现在“学外语”成为全民性的运动我认为是夸大了，至少，9亿农民中有多少人在学外语呢，这是从数量上说。从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来看，也不足以说明存在“全民学外语”：我们的城市、街道以及一些公共场所的外语标识，甚至记者招待会上高级翻译等都有待改进。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比一些亚洲邻国要低，如果真是全民学外语，那我们整个社会的外语水平应比现在高。
戴维栋：应该说，英语在我们中国是一种外国语,而不是第二语言；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英语是第二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面儿很广。中国没有这样的“语境”，因此中国是把英语作为“外国语”来学习的，这样一个性质决定了不可能做到“全民学外语”。
让一部分人率先学好外语很有必要
记者：我有一个律师朋友，他有扎实的文史修养，通晓各类法律规范、有较强的办案能力，但就是由于外语不过关，只有中级职称。他常常很气愤地说，中国有那么悠久的文化传统，为什么外国人评职称可以不把“汉语”作为一道坎儿，而中国人却要作茧自缚，把外语作为一个条件呢 陆教授，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陆谷逊：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存在，究竟应该怎么解决也值得研究。但我感到我们对英语应该有一个持平的看法。应该说目前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是不用怀疑的，因此，即使目前学习英语有点儿热也没什么不对，不应泼冷水。
目前全世界的学术刊物80%―90%都是英语，航空、航海的指挥用语也是英语，船沉了就要讲SOS。英语的国际通用度如此之大，除了历史上英国曾经是海上霸王，是“日不落”帝国外，也有它内在结构、特征、历史演变的原因。英语在全世界7000余种语言中能够脱颖而出，成为通用度最广的语言，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作为一种表音文字，英语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表音文字接轨，在1600年的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不同语言的杂交影响，有很强的生命力。它的同义词表达方式非常丰富，理论上可用的词汇有40万，德语、法语才20万左右。尤其在计算机时代，作为一种表音文字，经过一次编码就能进入程序，而象汉字这样的表意、象形的方块字则需经过两次编码才能进入程序。因此，只要人类离不开计算机，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地位暂时还不会改变。
戴维栋：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外语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交流大大增加，上海要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是要满足一些硬指标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其中一个指标便是“城市居民的30%精通一门外语”。“精通”这个要求相当高了，因此，让一部分人率先学好外语是十分必要的。
“全民学外语”背后隐藏的问题值得重视
记者：我们国家从改革开放前的不重视外语学习到现在普遍重视外语学习，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有没有走极端呢？“文革”前我们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在是不是“会说外国话，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呢？
陆谷逊：“全民学外语”虽然言过其实，但我们也意识到提出“全民学外语”这一问题的背后所隐藏着的忧虑。忧虑之一，是大量的教育资源投入到外语学习，削弱了对其他学科包括对母语的学习。比如，我们有些知识精英和作家，他们的签名，中国字写得很难看。还有，一方面歌星、球星对繁体字看不懂，大学生、研究生人文知识欠缺，对华人社区的直排本刊物看不懂；另一方面，流行歌曲的语言泛滥，动不动就是“我好郁闷”。因此我认为在重视英语学习的同时，不应对英语顶礼膜拜，而对自己的母语却抱轻率的态度。忧虑之二，是英语学习一哄而上，炒作过分。如今，形形色色的速成教育、各种各样的英语教材、五花八门的资格认证和考试评估，这些混乱与无序，使得整体的英语教学事倍而功半。忧虑之三，是学习态度上的急功近利，以及应试教育。
陈克艰：青年学生学好外语，对将来谋求发展有极大帮助，他们也必须努力学习外语，这叫做学以致用。但也有另一种“学以致用”，那就是作敲门砖之用，门敲开就扔掉，实际上完全没有用处。例如为了通过职称外语考试而学外语，对许多人来说就是打磨一块敲门砖。有些地方和单位另搞一套，帮助某些个人蒙混过关，这又使群众感到是在搞腐败。
李叔同先生把学洋文和读书看作两回事，学洋文不属于读书的范围，这可以作为“全民学外语”是怎么回事的一个界定。有人批评现在是重视外文，不重视中文，这又是一个界定。中文课在学校里叫做语文，其实学外文也是学语文。记得有一篇文章里说：“鲁迅的文章好，主要是得益于古文，钱钟书的文章好，除了得益于古文，还得益于外文。”如果真是重视外文，应该不会不重视中文，“重视外文”和“不重视中文”，两种现象的同时并存，说明“学外语”偏离了学语文的本真。
戴维栋：“全民学外语”的忧虑大概还指城市里从小到大都在强调外语。现在英语学习的低龄化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许多人认为越早学英语越好，幼儿园里就开始学，其实不然。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在7岁之前学习外语效果并不好，违反语言习得的心理过程，还容易干扰母语的学习，当然这是指幼儿纯外语的教育。当然也不能太晚，11－12岁以后学就太晚。目前，上海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外语，外地省会城市一般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学外语，而农村能从初中阶段开始学习外语就很不错了，前提当然是师资和教育设施问题，否则启蒙老师不好的话，也误人子弟。
记者：现在双语教育也很热，您是如何看待？
戴维栋：现在许多地方都强调抓双语教育，如果条件具备的话，当然也很好。但推行双语教育也是有条件的，一是师资，二是教材。应该说，目前中国这两个条件都不太具备，因此双语教育只能在少数地方试行，不能也不应该遍地开花。国内对双语教育的研究还比较少，双语教育起源于北美，国外对双语教育的研究归纳有多种模式，有的先用母语，然后逐渐过渡到用外语教学，有的完全排斥母语，只用外语教学，像过去中国的教会学校，也有两种语言交替使用的。关键还是是否具备条件。但目前有些地方双语教育有点商业化了，有的学校并不具备条件，也挂出了“双语教育”的牌子，学费高昂，应避免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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