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理论的转向是组织社会学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它关系到组织理论的自身发展与实践应用。当前，人们从人性前提与组织形态两种不用角度，对从泰勒、法约尔与韦伯的古典组织理论开始至今的组织理论演进，给出了不同的说明和解释。但无论是人性视角的转向说明，还是组织视角的转向解释，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与冲突。
组织理论的转向困境
人性线索的转向理论与组织线索的转向理论，是当前关于组织理论转向的两种分析。人性线索的代表性理论，出自日本学者铃木博；组织线索的代表性理论，出自美国学者理查德・斯格特。
铃木博认为，组织理论的发展以三种不同的人性假设的逐级变化为基础。首先是“存在于经济合理性中的人”，包括泰罗、法约尔与韦伯的理论。它认为在劳动中，人是被赋予工作动机才去工作的。而组织中的个人是构成这个组织的部件，从本质上作为受组织操纵、鼓动和控制的对象而存在。随后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包括梅奥与罗特利斯伯格等的理论。它把人群视为通过归属于集团，服从于集团的规范而结合的存在。对工作的热情、效率，工作的好坏，是由共同工作的同事之间的社会性关系和相互连接来决定的。最后是“存在于追求自我实现之中的人”，有马斯洛、赫茨伯格、麦格雷戈、阿吉里斯与利克特等的理论。它认为人在工作中通过自律和独立来追求自己的成长，人的动机是由分阶段的欲望结构构成的，其他欲望得到满足时，将追求自我实现。
然而，“存在于经济合理性中的人”并不能真实地表达此人性的全部。这一概念就其本意包含两种可能，即在行动的目标上以经济或物质目标的合理性为标准，或者在行动者的需要上以经济或物质需要的合理性为标准。前者合乎古典理论家的本意，但后者却较实际情况显然相异。古典企业组织理论中的劳动者，实际上并非只屈从于物质刺激。泰罗就非常注意满足工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他提出领导的权力要与员工共享，并把这一思想叫做参与式管理。
后二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实质上并无区别。关于“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铃木博认为它超越了只对物质刺激做出反应的观点，重视人的态度举止等带感情色彩的侧面，表明工作效率由共同工作的同事之间的社会性关系所决定。但关于社会性的深层分析表明，社会性实质是非正式组织能够满足人的以“生存安全、人格自由、价值归属”为核心的精神性需要与目标。于是，考虑到“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同样具有物质性需要，考虑到价值归属与自我实现的同一，这种“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的内涵，与存在于追求自我实现之中的人所依托的马斯洛等的欲望阶段或层次说并无二致。
斯格特认为，组织理论的转向是由理性系统向自然系统、开放系统的变化进程。但是，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理性系统学派差异重大：泰勒的研究方法充满实用主义，法约尔领导的管理理论群体在方法上不那么实用，韦伯致力于对新兴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西蒙的方法则是描述性的。而自然系统的分析强调的是组织与其他群体的共同之处，进而，理性系统所赋予组织的特定目标――生产目标，便被自然系统所强调的更一般的目标――组织的生存所扭曲，理性系统所关注的正式组织，也随之被作为自然系统基础的非正式组织所取代。从而，理性系统模型关注的是组织设计出来的规范结构，而自然系统模型则着重于演进出来的行为结构。开放系统视角则关注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依赖，环境被看成是组织生存与发展所需的物质、信息与规则的源泉。在开放系统视角下，组织的边界趋向于模糊与无形，劳动者的工作目标和具体行动也不是绝对合理，而是深受组织结构的影响。
然而，斯格特所使用的理性系统、自然系统与开放系统这三个概念也并不恰当。首先，斯格特的理性系统与自然系统界限不清。理性系统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认为结构设置是为了有效地达成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但西蒙的理性系统的结构设置，却难以有效地达成组织的目标。于是，组织必然由于个体对自身利益的优先考虑而成为个体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组织的存在便成为企业成员更为关心的焦点，组织遂偏离原有的目标而具有生存色彩，而这正是对理性系统的不足之处进行完善的自然系统。而且，自然系统与开放系统这两个概念也难以区别。斯格特认为，“开放系统视角强调了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联系的松散性”，组织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把个体要素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系统边界似乎也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和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的”。但斯格特也同样认为自然系统是自主行为的个体所建构的行为结构，特定组织目标通常被另一些目标特别是生存目标所破坏或扭转――形式上的正式组织也总是被实质上的非正式组织所取代；进而，组织的生存必然引出与环境的互相作用，组织的结构应环境而生，环境成为组织结构的基础，于是，组织的边界便不再固定而是趋于弹性或无形，行动者的目标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自然并非全面理性而是有限理性或武断的，并应组织与环境变化而变化。可见，自然系统与开放系统这两个概念据斯格特的本意并无二致。
理论转向的生活化实质
然而，组织理论的转向困境并非无法超越，这要从困境的症结析起：人性线索与组织线索的转向思考都只就理论自身一一从各种组织理论的人性前提或组织特征入手解析转向。因而，困境的超越应是立足于组织理论自身与作为理论对象的组织的结合之处，从其发展与变迁中抽象出组织理论转向的实质。
当代社会理论表明：人的最初生存状态是生活世界，生产虽是它的基础，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整体性的生活活动既有物质需要又有精神需要，后者基于交往活动，以追求安全、自由与归属、具有主体性为特征。此时生产中人的存在状态，便体现为在追求安全、自由与归属、具有本体性而自主的基础上，追求物质利益的效率最大化。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从生活世界中析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世界，或者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或体系领域。此时人们在生产中的存在状态，便自然被认为是单纯以实现物质需要为目标，以追求效率最大化、受客观规律制约而不自主为特征。而古典组织理论正是针对相对独立进程中的生产领域，并以对生产中人的存在状态的此种认定为基础而诞生的，它自然表现为纯粹的生产活动的特征：行动者虽有多种需要，但仅以物质利益及其最大化为目标；在系统形态上，以生产系统为形态――系统以生产任务及其效率最大化为核心对人进行组织，并确保人对组织的服从。
然而，生产领域的独立只是相对的独立，人即使身处生产领域也仍然有着对精神需要的追求。因为，人对精神需要的追求不能是抽象的，必须以自身所进行的活动为载体，由于社会分工而处于生产领域的人必然要在生产中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只不过由于生产力状况，工业化时代组织的效率基础是服从而非自主，从而非但不弘扬、反需抑制人的精神需要。因而，处于生产领域的人尽管是生活者，但仍然被视作生产者。但二十世纪中叶开始的后工业时代以来，人类生产的特征转变为知识化、速度化与虚拟化，组织效率的基础不再是服从。于是，生产领域欲实现效率最大化就必须满足生产者的精神需要，这就要求将生产世界重塑成生活世界。
后古典组织理论的人性前提，正是既具备多样性需要，更拥有物质与精神并举的双重目标的生活者。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与存在于追求自我实现之中的人都是如此，而且是从不同角度表现出生活者的特质。因而，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人既具备多样性需要，更拥有物质性利益与价值并举的双重目标，完全符合生活者的基本规定。
存在于“追求自我实现之中的人”认为，人的动机由分段的欲望构成，劳动者将追求自我实现的目标，并以此致力于自己的工作。从而，劳动者由于自身拥有努力工作的动力，在工作中能够通过自我调控，提高劳动效率。但仔细分析人的分阶段欲望结构，我们不难看出，作为其基础的生存需要与基于此的生存目标正是生活者的物质需要与目标，作为其基础需要之上的由安全至自我实现需要与基于此的由安全至自我实现目标正是生活者的精神需要与目标。因而，存在于追求自我实现之中的人就是生活者。历史表明，组织理论发生了由生产性理论迈向生活性理论的演进：在人性前提上，由生产者转向生活者；在组织形态上，由生产性系统转向生活系统。这就超越了理论转向的既有困境，而向我们指出：关于组织理论转向更为合理的说明，应是由生产性理论迈向生活性理论的“生活化”转向。进而，由于组织理论的转向问题关系到组织理论的自身发展与实践应用，我们关于组织理论转向既有困境的超越，遂具有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生活化”转向表明，组织理论应以人的自主为核心、以人的生活为内涵进行理论融合与升华，唯此才能有效组织巨幅变迁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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