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为纪念中国18世纪中叶杰出的哲学家、朴学大师戴震诞辰200周年，由梁启超、胡适等著名学者发起，北平学界在安徽会馆隆重举行了纪念演讲会。梁启超在《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一文中指出：“稍为研究过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的人，都应该认识戴东原先生的位置和价值”，“我们学界的人很应该替他做一回庄
戴震在中国近世学术思想史上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呢？梁启超认为，“东原在学术史上所以能占特别重要位置者，专在研究法之发明，他所主张‘去弊’、‘求是’两大主义，和近世科学精神一致。……东原可以说是我们‘科学界的先驱者’。”胡适说“戴氏的说理，最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的科学精神”，“戴震是一个科学家”、“是他那个时代中比较接近科学的学者之一”。梁、胡所讲的近世科学精神，主要是指近代西方所崇尚的实证主义和求是精神。一方面，戴震作为清康、乾年间徽州经学大师江永之高足，江氏治经辩伪校勘，考证详核，“求真”、“求是”的谨严态度对他显然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身处18世纪中叶的戴震也很注意传入中国的西学中的那些“测验有据之术”。因此，戴震治学“实事求是”，所求义理，皆以实证为据，破“雷同附和之习”。与吴派朴学崇尚汉儒，笃守古训，治经“求其古”相比，以戴震为中坚的皖派朴学则注重“精审有识断”，治经“求其是”。戴震曾指出，治经“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他力倡为文须论之有理，言之有据，最反对“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范文澜先生认为，“戴震所创的皖派经学，以‘实事求是’、‘无徵不信’为宗旨，新汉学到戴震算是达到最高点。”
自宋以降，“陆王”之弊在“谈空说妙”，不能尽“致知之功”，乃为空疏之学；而“程朱”之弊则在理物倒置，“冥心求理”、“详于论敬而疏于论学”，无以收“力行之效”。戴震博通六经，兼治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学科，且精研音韵、文字、训诂等学，凡论义理皆以实据、详证为先。其治学之术既与中国乾嘉之际崇尚实学，注重考据之风一脉相通，又与近代西方推崇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不谋而合，故能洞察旧学或空疏惑世，或“以理杀人”之本质，进而引领宋明理学之变革、哲学之“中兴”。
戴震治学既“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只为“解蔽、明道”，以“正人心”。在“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时代，戴震敢于作《孟子字义疏证》以正视听，直指朱子解经“杂袭释老，以售其私”，痛斥程朱“理欲”之论，乃“残杀之具”，确实表现了一个思想家能“发前人所未发”，匡正谬说，坚守真理的勇气。无怪乎梁启超认为戴震对宋儒理学的批判是“八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革命”。
戴震首先在宇宙观上对朱熹“理在物先”，理“得于天而具于心”，本末倒置的唯心天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认为宇宙万物都是“气化”过程的自然产物。在他看来，“气化之阴阳”乃为物质演化之“会归”。他指出宋儒的歧误在于“谓‘气生于理’”，故衍生出天理为先，“理为主宰”的主观臆说。戴震从对《周易》的研探阐发切入，既深刻揭示和批驳了宋儒理学颠倒气、理之序，固守理本论的唯心主义实质，又坚持和阐明了自己气本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在道德哲学层面，戴震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观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批判。他指出：宋儒理学家视“理、欲”为水火不容，主张以理禁欲，“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酷吏以法杀人”，而“后儒以理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可谓痛陈其弊，鞭辟入髓。对宋儒理学禁欲主义实质及危害作如此深刻、尖锐的公开揭露和痛砭，在近代之前的中国思想史上实为鲜见，故孙叔平称戴震是“五・四运动以前对封建礼教发起勇猛批判的第一人”。在理欲问题上，王夫之曾提出“理在欲中”的观点，但没有彻底否定“天理”的存在。戴震则明确指出：“人欲即性”。“欲者，血气之自然”也。“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理”的先在性及理与欲的二元对应，强调了以感性为基础的自然人性论和自然与必然，“物”与“则”、“理”与“欲”的辩证统一关系。不仅如此，戴震还疾呼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并提出“专务平恕”、“富民为本”等主张，表达了当时市民阶层的心声和愿望，以及一个平民思想家的民本观念。
在认知论上，程朱理学讲“涵养需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所谓致知主要是指以“穷理”为要务，即穷“在心之理”。在朱熹看来，理即是性，性乃源自天而具于心。这样，程朱所讲的“即物穷理”，亦无非是“明心见性”，“冥心求理”的一种“内观返视”而已。戴震虽也强调“重行必先重知。”但他重知是为“扩充心知之明”，以“不惑于所行”。戴震认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在戴震的哲学辞典里，理即是事物的分理、条理、纹理。胡适指出，戴氏“认清了理在事物，只是事物的条理关系”，戴氏说理，“都只是要人用心知之明，去审察辨别寻求事物的条理”，即“剖析至微”、“寻其腠理而析之”。它是“最可以代表那个时代科学精神”的求知方法。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认知论，常带有重人伦之知，轻自然之知的倾向。戴震的认知论虽未完全摆脱传统哲学重伦理认知的束缚，但他兼治自然科学，重“致知在格物”，强调治学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后笃行”。体现了他既“反对王学，而又不是朱学的复辟，颇近于朱子格物穷理的精神，而又有根本的和朱子大不同的地方。”（胡适语）
戴震作为18世纪中叶一位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他对程朱理学的批判是深刻而彻底的。他的“气化”说，“情欲”论和“无徵不信”、“勿为株守”等学术观点，既折射了近代唯物论和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光辉，又体现了“实事求是”、谨严治学的科学态度和敢于挑战权威的思想勇气及创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