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文化转型是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时代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最根本的任务和出发点。因此，面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当代中国的文化、文学建设就成为影响、制约社会、人文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的价值取向、价值观已成为文化的核心问题。说到底，精神文化建设
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几次文化转型、文化重建，可以说，文化转型的任务依然远未完成，中国文化始终在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更新着。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意义上讲，邓小平理论真正突破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理论困境，跳出了简单化的中西两极对立和体用割裂的思维方式，强调东西方文化在与当代中国国情结合的基础上，全方位相互渗透、补充和融合，尤其要重视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化”和民族化问题。“中国化”、民族化的提出与强调，表明邓小平理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的新境界，无疑，代表了当代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当代文化、文学建设，是发展和繁荣先进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也就是要使我们的民族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实现文化、文学的与时俱进。实质上，对于当下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当代文学来说，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坚持文化、文学的民族化方向。而文化、文学的民族化、“中国化”就是追求文化在表达、表现生活时的民族形式和内容、民族的欣赏和审美的情趣，就是对民族精神的追求。民族化、民族性、民族精神是一组密不可分又有所区别的概念。实际上，民族化的过程就是学者、作家、艺术家们努力地开发和体现民族精神、民族性内涵的艺术追求、艺术创造过程。努力体现文化创造过程中的民族性，是文化、艺术民族化的目标和方向。在大半个世纪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中，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推进，生活方式、风俗习尚、价值观念、社会生活形态的深刻变化或转型，文化、文学建构的对象与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无论时代、社会生活怎样变幻，那些铭刻着我们民族物质和精神的独特内质、内涵、底蕴却在我们的文化创造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而在文化民族性内容中居核心地位的民族风格、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即民族精神、民族灵魂则是一个民族文化、文学生生不息，彪炳千秋的发展动力和核能。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世纪之交以来，我们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更为复杂的“全球化”世界文化格局之中。因此，我们也强烈地感受到我们民族的文化、文学方面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这些年，关于民族化，关于现代化、现代性，我们面临着与“五四”时代几乎相同的情形。那么，如何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正确地、科学地理解“民族化”之于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关系，也就是对文化、文学建设的民族精神、民族品质作出当代理解和阐释，不仅是文学、文化的理论问题，更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实践性问题，它关系着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未来。
在思考“民族化”、“文化、文学的民族精神”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两方面认识上的取向：一是有意拒斥西方文化精神的进入，以保持本民族文化、文学自身的“纯度”；二是更多地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化”潮涌中，不理智地消除不同民族文化、文学内质上的根本差异，现在看，在当代文化、文学建设与发展中，这两者都存在着理解和认识上的偏颇和狭隘。
从根本上说，我们对民族文化策略的选择并非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在这里，民族性、民族精神恰恰体现为民族文化的命运和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
20多年前，邓小平为我们找到了解决当代中国精神文化建设和发展中存在主要问题的途径与方法，这也是解决民族精神、信仰危机的理论基石。我们应该找到或确立新的清醒而积极的民族文化观，努力发掘我们民族十分丰厚的文化底蕴，更不会把自己看成是外来文化的排他者。我们的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但并不是“另类”文化，更无意自我“边缘化”,我们希望民族文化能真正成为世界文化主体的一部分。所以，对于当代文化、当代文学的发展，我们不断地提及鲁迅先生的观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目的就在于此。鲁迅早在60年前，就通过自己的文化思考和文学实践，超越了西化和民族化的二元对立，解决了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矛盾，实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力求更新民族文化心理，重塑民族文化精神，成为民族文化、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我们所强调的民族性，指的就是富于民族精神的文化创造性，“越是世界的”指的是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可以说，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达到了当时最清醒、最深刻的认识，我们也同样必须把握好民族文化精神与外来文化的辩证互动关系，关注这个多元多极的时代，在文化、文学方面，创造新的、现代的世界性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当代文化、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化发展格局中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使文化、文学的民族个性、内在精神气质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构成既开放又整合的文化想象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是民族精神环境中民族现实、民族理想双重作用的产物，那种急于“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姿态是仓促的、不负责任的，那种完全从商业立场庸俗地考虑文化、文学创造更是危险和可怕的，那不仅会丧失文化、文学的民族个性，而且会失去民族内在的精神气韵。
就精神文化建设而言，精神文化依存于物质文化而存在，并随着物质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人们在不同的地域中，不同的民族范围内从事各自独特的文化创造活动，正确处理好物质文化建设和精神文化建设的关系，并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宗教、政治、道德观念，形成各自价值心理和思维方式，同时形成了各自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对于转型期人们精神皈依的缺失，我们的当代文化更迫切需要重建价值权威。而且，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既要克服文化保守主义，又要避免文化激进主义，在文化的世界化过程中避免文化殖民化倾向的出现。
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我们的文学创作仍然需要进行“民族精神的重铸”,需要用“中国自己的话语”去表达，实现“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负载、承受民族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敢于直面现实的民族文学气度。回溯近年当代文学创作实绩，我们欣慰地看到，作家在作品中能正视现实，深入表现民族在时代奋进中走出困境，走向希望与光明的民族精神力量。当代文学注重民族文学创造新形式的不懈努力和现代形式的“本土化改造”,将西方近、现代文学表现形式，通过自己的感悟、转化、发展和独特创造，努力建立起中国当代文学新的艺术表现形式。民族化的写作立场，使中国作家致力于在汉语写作中追求中国文学的自觉和成熟，以富于智慧性的民族化思考，以充满自信的汉语写作与世界文学平等对话。
归结起来说，建立充满民族自信、民族自尊的文化和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化和文学，失去民族品位、品性的文化、文学是没有生命活力的文化和文学。因此，当代文化与文学应坚持在民族化基础上不断创新，既与世界格局中文化意向的发展相融汇，又与民族文化审美意态不相脱离，真正显示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民族精神和个性来,使文化、文学成为我们民族发展的内在的、恒久的精神“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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