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动岁月》是我和李小白同志根据一位红军老妈妈的人生经历而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70年代中期，我从北京入伍来到青海草原。当时部队要拆除和转移一组大型通讯设备，我和班长一起去找当地乡民配合。在草原上行走了好长时间才找到一个藏族村落。一位老妈妈把我们迎进毡房。老妈妈江西口音很重，班长叫她英妈妈。言谈
原来，1934年面容姣好的英妈妈在红军兵站医院当护士兼管帐，和医院的卫生队长刘大夫相恋。在红军长征前夕刘大夫调走，英妈妈跟着医院参加了长征。在甘肃，红军医院被打散，她被马匪骑兵抓住，并强行要她给一个营长当小老婆，当夜她冒死跳崖逃进山里，被一个采药的藏族青年所救，从此就生活在藏族青年所在的青海草原上的一个村落里。她后来和这个藏族青年成家，共有11个孩子，亲生的10个，大孩子是从马匪手中夺来的红军后代。在青海高原长期的艰苦生活中，老妈妈用自己在红军医院学到的医药卫生知识，经常义务为藏民看病，救过不少藏民的生命。
老妈妈少言寡语，但听说我是北京来的，她分外亲切。终于有一天，她和着泪水给我们展开了她珍藏的记忆。我们先看到的是英妈妈珍藏的一只旧箱子，然后看到了箱子里的一件旧军衣，接着从旧军衣兜里掏出一个黑皮囊。又从黑皮囊里拿出一个黄铜火柴盒，打开火柴盒里面是几张保存多年已经发黄了的红军医院的欠条。老妈妈抬起头，那种期待而慌恐的眼神也令我不安，然后她当着班长的面，双手捧着这些东西颤抖着交给我，要我把这些东西带到北京交给组织，那一刻，我确有一种血向上涌的感觉。英妈妈告诉我们，欠条是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红军医院向地方政府和工人们借款的收据，当时很多群众都是饿着肚子支援红军。火柴盒是她的红军恋人与她分别时留给她的最后的纪念，上面刻着一个举着旗帜的红军战士，背面刻着象征恋人相思的鸿雁。说到此，老妈妈已是泪光闪闪。她一旁的藏族丈夫告诉我们，几十年的雪雨风霜她一直把这些东西揣在贴心的怀里，这是她冒死保存下来的。这么多年来她始终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这些东西交给组织。
记得当时英妈妈把火柴盒和珍贵的资料交给我后，抱着那件旧军衣泪流不止，班长安慰她，她抱着班长哭；我安慰她，她抱着我哭。从老妈妈那饱含期冀的眼神里，我看到了她内心的痛楚、渴求。后来我回想，她抱着班长哭，因为班长是江西人，她是在想家，想她的江西老家；抱着我痛哭，因为我是北京人，她只知道红军最后走到了北京，她认为组织在北京、她的红军恋人在北京，她是在想组织，想她初恋的红军未婚夫。
1976年，我将红军老妈妈的事写成故事，发表在《人民军队报》上，我还将老妈妈交给我的文物拿到所在部队陈列室展示，还曾送到当地博物馆展览；1996年这些文物曾在中宣部机关内部展示，丁关根、刘云山、徐光春等领导都细心观看了这些珍贵文物；1997年，中宣部、总政治部、团中央在中国革命博物馆联合举办国旗国歌知识展，我将文物送去参展；为了寻找老妈妈的足迹，1983年前后我到甘肃永登、临夏一带曾先后寻访了11位幸存的西路军女战士；1984年，在我离开草原时，我到英妈妈曾生活的地方寻找过老妈妈，由于生态和人为的原因，当时的草原已变成了沙漠、戈壁，老妈妈一家已迁到了草原深处；1985年以后，我作为记者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采访，曾多次到甘肃、青海、江西团采访，借机了解幸存西路军女战士的情况，后来得知老妈妈已于1986年去世。经过多年的酝酿、积淀后开始创作，最后和李小白同志一起终于完成了此剧本。
前不久，我们到江西瑞金搞了电影《心动岁月》首发式，面对瑞金人民的热情和影片在瑞金的巨大反响，使我再一次从内心感到震撼。几十年来，每当想起英妈妈，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有一种触痛，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这个故事我曾向我的朋友们讲述过无数遍，以至于熟悉的朋友开玩笑说我快成“祥林嫂”了，但我从来没有放弃任何讲述这个故事的机会。我感觉，促使我这样做的是一种责任，正如同电影主题歌中唱的，“沉沉的、红红的、今生今世忘不了”的责任。老一代人把历史的真实交付给我们，我们有责任用真实还原历史，传承给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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