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一条主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创新便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几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与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更加速了这种创新的步伐。但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创新基本上处于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阶段，创新中的盲目、高风险、高成本现象不容忽视。创新是金融业谋求新的市场机遇，追求新的利润
惯例是演化理论框架中的一个主要概念，它是指保证组织或个人的事业顺利进行、正常运转的一些重复性的活动和技巧方式。惯例的形成有利于组织内部的成员和谐地完成各自的工作，避免冲突和争吵。创新是突破惯例的一种方式，但创新与惯例并不是完全对立的，相反，一个组织惯例功能的发挥将会有助于创新的出现，因为创新所解决的问题往往与现行惯例有关，而沿着惯例进行的创新行为，往往是阻力最小，收益最大的创新；组织的惯例虽然有自我维持的特征，但当时间和环境的变化，使组织按惯例行事导致失败和无利可图的时候，惯例就会收缩和改变，企业家会开始搜寻或模仿一种在现有环境下能够存活的惯例，如果这种搜寻是成功的，那么新惯例便会成为支配企业行为的另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创新包括在惯例的指导下为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的创新，也包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惯例本身的创新。
山西票号是明清时期最引人注目的金融企业，它进行了很多卓有成效的金融创新，其中一些即使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仍毫不逊色，如“人力股”的产权方式、“旅行支票”等金融产品的创新等。山西票号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山西票号本是经营异地商品买卖的大商业企业，在它出现以前，当时的中国已有“当铺”、“印局”、“账局”、“钱庄”、“银号”等一些经营某一专门业务的初级形态的金融机构，但这些金融机构都无法适应日益增加的异地资金转移的需求，只能依靠风险、成本较大的“起镖运现”方式来解决。由于票号分支机构众多，所以早就帮人从事一些零星的异地汇划业务。白莲教起义几乎中断了“起镖运现”的方式，资金跨区域转移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山西商人看准这个机会，一举将其商业企业改为了金融企业。这一创新可以看作是对惯例的一种创新。它之所以成功，主要取决于以下原因：1、钱票、银票、商业会票的使用和流通解决了异地汇兑中金属货币的“纸币化”问题；2、嘉庆道光年间民信局开始创设，解决了邮政问题；3、山西商人经过多年的经营，资金雄厚、信誉卓著、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大商埠，甚至国外的主要贸易集聚地，解决了异地汇兑需要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来承担的问题。
可以看出，这一创新是适应社会需求，为获取更大收益而进行的一种新惯例替代旧惯例的创新。但创新中又不乏一些惯例基因的移植和仿制。山西票号的资本家与经营者的“东（家）掌（柜）关系”、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两权分离”、含资本股和人力股的“无限股份责任制”、“严格的号规”、“总经理负责制”、“信用放款”、“倍股、护本、厚成”等制度，都是从山西商人的制度中移植过来的；而汇票的发明和使用，又继承了已有的“银票”、“钱票”和“商业会票”的精髓；遍布于各大商埠的分支机构制，则沿用并发展了山西商人业已形成的组织结构框架，“本平”制度也受到了过去商行“本平”的启发。至于票号开办的代垫业务、代收货款、代发股票、债券等业务，则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一种创新。可以看出山西票号的创新大部分是根据社会的需求，从已有惯例中自然引申出来的，小部分是为适应环境而作的一些行为调整。这种创新方式极大地避免了创新中的不确定性和阻力，并且能保证组织运行的平滑过渡，保证创新后组织的顺利运转。但是清朝末期新式银行和外资银行出现后，票号在面临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没有听从一些改革倡导者的建议，将票号改为新式银行，最终走上了衰亡的道路。从此可以看出，囿于旧惯例的企业家和搜寻新惯例的企业家，谁拥有对企业的决策权，谁就会决定企业未来的命运。
我国银行的许多创新，如在分支网络的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代缴电话费、水费、电费、保险费，代发工资，代订车票等业务已很成熟，现在的金融创新正在向一个新的台阶迈进，即如何将这些创新扩展到互联网网络，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更为复杂的代客理财等业务。这方面一些新兴股份制银行和大银行走在前面，小银行则举步维艰。随着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在业务范围上交叉幅度的扩大，外资银行驾轻就熟的一些业务，也将成为中资银行创新的内容，此时银行会面临两难：不创新将失去客户，南京爱立信“反水”现象就是一例，盲目跟进式的创新则面临风险与成本的加大，那么较为理性的选择就是在“以客户和市场需求为中心”的基础上，从自身的优势、组织的惯例出发去创新，这将是成本、阻力最小，风险低、效率高的一种创新方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