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小说的起源，《汉书・艺文志》小说类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对此，学者纷纷考究“稗官”为何许人，却往往忽略鲁迅先生早就说过：“然稗官者，职惟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自生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
可知从《中国小说史略》到《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关于小说起源的看法有所变化，前者主“神话传说”，虽比附“他民族然”立论，结论却是明确的；后者虽主“神话”，却是附合“现在一般研究文学史者”多数人的看法。又虽然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即人类劳动“休息时……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其附合众说的立场仍然没有改变，所以又说“其要素总离不开神话”。加以因为他已经认为“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所以又只好说“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从而鲁迅关于中国小说起源的最后看法还不免是相当模糊的。而且不无难以理解之处，即人们无法相信先民劳动时只“唱歌”而不“谈论故事”（例如采集果实时），到了“休息时”又只“谈论故事”而不“唱歌” 如各种自娱、娱人的活动中 。这就使鲁迅有关中国小说起源的真实思想与合理内涵更加模糊了，以“至于现在一般研究文学史者，却多认鲁迅主张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或‘在于神话与传说’”了。
这是一个误会。如上所述，鲁迅确曾接受过并最终也没有完全放弃中国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或“神话”的他说，但是，观其“亦犹”、“却多认”等措辞，他心目中也从来没有把那些流行之见视为无可置疑的学术真理。所以，他才能从《汉书・艺文志》的话引出“街谈巷语，自生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的判断，又从文学与劳动的关系引出“休息时……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的认识。这一认识开辟了探索中国小说起源的正确方向，并且其本身就具有中国小说起源的真理性要素，即我们只要从鲁迅所说，取消“休息时的”限定，又意识到即使“神话”果然是先民“谈论故事”之“要素”，也不过后世造作“小说书”材料之一种，仍“不过是小说书之起源，不是小说之起源”，所以也可以不说，从而简言之，即小说“自生民间”，上古民间“谈论故事 的活动 ，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尽管这不是鲁迅关于小说起源直接正面的结论，却是其小说起源思想合理的内核。
鲁迅对小说起源的认识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是其从对《汉书・艺文志》的话的分析意识到了“小说之起源”与“小说书之起源”的区别，进而得出“小说起源”于民间“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活动，而“小说书之起源”则可能由于“稗官”之流的“采集”。尽管他还没有意识到“小说书之起源”，也还有赖于可供“采集”的各种“要素”,例如神话的发生，而那些“要素”也是“小说书之起源”的条件，而非“小说之起源”所在，从而没有把这种区别坚持到底。但是，鲁迅所作的这一区别仍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应能启发后人研究“小说之起源”，能够避免与“小说书之起源”的考证混为一谈。然而十分遗憾，它并不曾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致从鲁迅当年所说的“现在”至今近百年来，“一般研究文学史者”除了仍然“多认小说起源于神话”或“神话传说”者外，也有别立诸如起源于“史传”或多种文体的“杂交”等新说的，以对“小说书之起源”的考证，充为“小说之起源”的探讨，而于鲁迅“街谈巷语，自生民间”之说，全无会心，岂非“略”读《史略》而买椟还珠之过！
总之，中国小说起源于民间的“谈论故事”即讲故事，而讲故事所以能够发生，除了作为叙事工具的人类语言的发明为基础之外，就是人类日益发展的好奇心之需。这二者永远是小说发生的源泉和发展的动力。因此，中国古代小说按语体大致分为文言与白话两大类，其最初的源头和永恒的滋养，却都在“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民间讲故事活动；后世小说家的成长及其小说创作，也往往与作为小说源头的民间讲故事活动有这样那样联系，甚至是密切的联系。如果说上古“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故事”多自生自灭，仅有少量因被“采集”入史书等各体著作，成为其中部分今人以为是“小说成分”的文字，则有幸被以“雅言”单独纪录汇编为一书的，就是包括流传至今的《搜神记》、《世说新语》等一类文言小说了。从而文言小说发达较早，却不是直接讲故事而来的言文合一的正宗，而是经文人出于各种不同目的“采集”之后易以“雅言”出之的别体。这在中古以前为不得不然。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演进，“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讲故事”活动至晚在唐代演为“说话”的艺术，至宋代而极盛，产生了各种“说话”的底本即“话本”，就有了基本上是言文合一的俗语体小说即白话小说了。这才是中国小说直接民间讲故事源头的主流与正宗，由此发展出“章回”说部和模拟“话本”而成的所谓“拟话本”（《中国小说史略》第13篇《宋元之拟话本》），就有了古代文人创作的白话小说。（作者：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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