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力求复原和解释已经消失的历史真相，真实无误是第一要义。但是它研究的对象，不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是不可再生、也不可能再现的一次性现象。这给研究者带来很多疑难。因此，从有史学以来，就有各种方法，力求最大限度地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用文献、文物考证历史是史学研究的最基本方法，近代以来，陈寅恪
在孟姜女传说与史实的研究中，顾颉刚根据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戏曲民谣中的各种传说，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考古学、地理学的广博知识，对孟姜女传说形成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作系统研究。他认为，孟姜女的原型出于《左传》的记载，即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之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后来逐渐演变成哭倒秦代长城,这一嫁接，时间相差数百年之久。顾颉刚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中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二千五百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到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顾先生对这一民间故事的发掘，不仅使其成为近代以来以民俗求证历史的第一人，而且对促进史学研究视角下移到民间民俗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自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学和风俗学的中断，以风俗求证历史的方法悄然冷落，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风俗是历史最生动的遗存，它能够提升文本历史所不能具有的鲜活形态。例如，藏族有“加龙”装饰，这一风俗就导源于我们祖先的动物崇拜，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考古工作者在青海的汉墓中发掘到一个舞蹈纹陶盆，这是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它由五人牵手的三组舞蹈图组成，每人都以兽角羽毛为头饰，身后有一条尾饰。在少数民族服饰中摹拟兽类是常见的现象。这种习俗遍及南北，汉族也不例外。如1973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葬的发掘中，就发现有彩绘人，在衣后就有尾巴的造型；1960年发掘的陕西东汉墓葬中也有类似的发现。《说文解字》在注释“尾”字时也说：“尾，微也。古人或饰系尾。”有的将尾巴不装在身后，而是装饰在头上，满族妇女“叉子头”即是如此。
舞蹈纹盆的出土，说明生活在青海地区的牧民自古以来就存在对牛羊的爱护和敬畏的风俗，羌的古汉字即由羊与人组成。以牧羊为生的羌人，戴羊角是有权威的象征。在撒拉族自治县的卡约文化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上就有鹿、大角羊等动物纹饰，这是古代羌人图腾崇拜的形象。如今羌人在举行各种仪典时往往在颈上悬挂羊毛线，表示人羊亲密无间，冬季要加套羊皮或羊毛毡的背心，称为“皮褂褂”。在藏族的寺庙、住宅的墙角、门楣，经常置放着牛头牛角或牛头金刚像，意在用牛头当作护身符。这种对牛羊的特殊信仰和尊崇，古史也有记载。根据《山海经・西山经》所述，从崇吾山经三危山、积石山、玉山到翼理山一带，当地居民所供奉的神“状皆羊身人面”，这种形象如同狮身人面像一样，是崇拜的发展和进化。
藏族先民的尾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演变成辫筒，把头发梳成几十条辫子，装入华丽的布袋中，形成一条细长的饰带垂在脑后，有的还缀以金银宝石，末端以红线为穗，长至足跟，厚重古朴，称为“加龙”。从舞蹈纹盆的尾饰到藏族的“加龙”，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有文字的记载并不多，却在风俗的演化中历历可考，具体而生动地反映了人们从动物崇拜内化为审美意识的进化历程。运用风俗研究还可校正古代文献某些不足。例如，古书记载，西北少数民族有贱老的风气，将活着的老人弃之野外或墓穴，任其死亡。这与华夏族的尊生重老大相径庭，也被视为华夷之辨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就敦煌石窟的壁画所见，有多幅连续画面，详细描绘了送老人进坟墓的场景，那是很隆重的仪式，墓内给老人安置了舒适的墓床，地面铺陈地毯，有食物、用具，还有壁挂山水屏风画。送葬的家人作悲泣状，或以袖掩面，或跪地拜别。而拄杖的老人在排列有序的歌舞阵中，安详地步入坟茔。唐代人称这样的“生圹”为“寂居穴”、“复真堂”，表示远离人世，恢复真身。这是佛教的信仰，视死亡为生身的终结，真身的再现，是死亡的最高境界。明乎此，我们就很难用华夏族的贱老来论定这种风俗。古代文献中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为贱老，实际上是对西北风俗隔膜而造成的误解。
风俗考古，即是借鉴风俗学和人类文化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追踪和源流的考证，通过非文本资料与文献记载的比较、质疑、验证，以对历史文本中某些语焉不详或含糊不清之处，进行分析、考辨和补充，为史学打开超越文本的广阔领域。在古史研究，这种方法必将以丰富的资源赢得学术界的瞩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