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中国的城乡差距在信息通讯领域非常大。目前，城市电话普及率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尚有7．48万个行政村没有通电话，其中，70%的未通电话村位于地广人稀又贫困的西部地区。胡鞍钢教授认为通过征收电信普遍服务基金，既可以缩小城乡信息差距，又有助于“
三农”问题的解决。
记者：为什么您认为缩小城乡信息差距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方式？
胡鞍钢：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先后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我一直在思考：有没有新的发展思路、新的发展方式来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呢？据我们调查，一个地区的电信水平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2001年，我去新疆吐鲁番，发现当地农民把葡萄的信息上网发布出去，早在葡萄成熟前的3个月，就与不同的厂商达成销售意向，解决了葡萄销售难、价格低的问题。我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发现，电话在农村劳务输出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还可以通过电信增值服务，解决农村的远程教育、农产品信息发布、农业科技推广、劳动力就业需求信息、灾害及气象信息、传染病等公共卫生医疗防治等。因此，我认为实施农村电信普遍服务有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甚至可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突破口。
记者：但是，我国的几大电信运营商并不乐意承担电信普遍服务的义务，政府以行政手段要求电信运营商为农村提供电信普遍服务效果如何？
胡鞍钢：以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电信普遍服务是由原中国电信承担，但目前各大运营商作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为农村提供电信服务常常是投入多、产出少、亏损严重，这就导致近年来行政村通电话速度降低。现在，信息产业部仍然规定六大电信运营商分片包干解决村村通电话。我认为这种做法与建立全国统一的电信服务业市场、促进市场竞争、信息互通互换的基本方向相反。从制度“路径依赖”的角度看，还可能为今后的改革与电信发展设置障碍。
记者：据信息产业部统计，目前未通电话的7万多个村庄主要位于地广人稀又较贫困的地区。您认为要提供电信普遍服务，政府应该从何着手更加有效？
胡鞍钢：我认为应该参照美国、印度等国家的经验，尽快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我建议本届中央政府应把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实行农村电信普遍服务目标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举措之一，写入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同时，财政部与信息产业部、国资委等有关部门协商研究建立征收和使用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办法，按一定比例向各大电信运营商收取，并列入中央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专款专用，激励各大电信运营商竞争这一基金为农村提供普遍服务。另外，信息产业部负责制定实现电信普遍服务的规划政策，确保信息安全、通信稳定和互联互通，对各运营商的服务进行监督并将信息及时公布等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政府需要明确自己的角色，“退后一步，站高一步”，对企业实现普遍服务的方式不要干预，坚持“技术中立”，让运营商自行选择技术。因为，只有运营商自己最清楚通过何种技术途径能最有效地解决普遍服务问题。
记者：电信运营商是否乐意交纳普遍服务基金？
胡鞍钢：电信业是一个高利润的行业，这是由于电信运营是由国家特许授权的。向运营商征收普遍服务基金是将国家的特许权收益收归国家所有，而不是归部门或国有企业所有，与增加电信运营企业的税费负担是两回事，这是通过国家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实现“信息资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随着我国电信业收入的迅速增长，农村电信普遍服务设施的建立，还可以将征收比例从7.5％减到5％或者更低一些。
记者：有许多农民，即使安装了电话，也是只接不打，又哪里有能力享受电信的增值服务呢？
胡鞍钢：如果按营业收入的5％至7.5％征收普遍服务基金，到2009年可达880至1320亿元，全国近70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可获得3.3至4.9万元的补贴费用，如果将这笔基金用于7万多个未通电话村，每个村可获得57至86万元的补贴。再者，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就是提供一种激励机制，政府将电信普遍服务基金作为政府采购，公开招标，既购买服务数量，又购买服务质量，让不同的运营商根据不同地区的条件自主选择最适宜、最便捷的电信技术公平竞争，从而为农民提供及时的、用得起的多样化、灵活性的电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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