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在新一期《中国经济问题》（2004，3）撰文指出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并不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理性”行为，而是在于它不能说明市场经济中人的“反常”行为。其一，理性反常。按照“经济人假设”，行为人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并总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即使存在不确定性，行为人也能通过概率来
判断比较可能方案的预期效用。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在不少情况下，行为并不是根据“成本与收益”而是根据“其他的依据”进行决策，因而效用难以实现最大化，“经济人”甚至并不追求最大化。其二，偏好反常。主流经济学认为，经济人具有完全的意志能力，其偏好是连续的、稳定的，因而是不变的。但行为经济学却发现，事实并不都是如此，而是可变的。其三，利己反常。主流经济学坚信“经济人”的追求目标是自我利益，然而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反例与此不一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人到餐馆吃饭付小费。如果说是为了得到更好的服务，但人们一般是在用完餐后才付；如果是为了将来得到更好的服务，可多数人在偶然光顾的餐馆里也付小费，不付小费也不会受到起诉。就此，赵磊认为，由于主流经济学似乎并未意识到“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唯心”视角，因而他们就无法理解：经济人的“反常”行为恰恰是人性并非永恒不变的一个写照和注脚――今天的“反常”在明天可能就是“理性”，今天的“理性”在明天可能就是“反常”。正如马克思所说：“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为了给这些“反常”行为一个说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只好不断放宽“假定”。然而，“假定”固然暂时与现实保持一致，却与“唯心”的观察视角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距离。如果西方经济学不放弃方法论的“唯心”视角，“经济人假设”对发展着的实践的解释力就会越来越弱，直至最终被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