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是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它不仅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挑战，而且触发人类痛切地反省与思考，为人类的自我理解、自我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环境问题展现人类生存的多重压力
首先，环境问题从总体上勾勒了人类生存的
其次，环境危机重新反衬了人类的脆弱性。人类号称万物之灵长，并且创造了独有的灿烂文化和文明，因而不可谓不强大。但就其内在基础而言，人其实又十分有限，而且脆弱。根据体质人类学和生理医学的研究，由于现代化增加了人们生活的紧张感，当前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类新疾病和心理疾患出现的速率与形式也越来越频繁、复杂多样和难以治愈，如自杀事件在许多国家和地方就很平常。这些都显示了人的脆弱性。
再次，环境危机昭示着我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风险。从核泄露、疯牛病到SARS、禽流感，从电脑病毒、金融危机、艾滋病到恐怖事件，每一次风险的冲击无不给人类的整体生存带来威胁。环境问题只不过是这些问题中的一个而已。无疑，人自己是这些风险的罪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个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实质上又是人类的一个自反性问题或发展中的“异化”使然。可见，对环境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不但无法回避对人自身的观照和批评，而且必须运用自反性的观点来进行处理，而这恰恰是人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环境问题提供了丰富的人学思想资源
首先，环境问题开辟了人学的新视域。以往人们一向以为，所谓环境，无非就是人类生存的外部条件，是被动地服务于人类发展需要的。因此，环境问题自觉不自觉地被排斥在人学视野之外。然而，由于环境危机的出现，这一问题最终被拉到近前。此时，人与环境的内在关系逐渐浮出水面，一些过去并不起作用的问题，开始显示其巨大的影响力，从而突出了一种新的环境观念――人境。对此，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和斯科特・拉什在《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环境’实际上已不外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是受到了人类生活的彻底渗透的重新整理。如果人类曾经知道‘自然’是什么，那么现在则不然。‘自然’之物与‘生活’之物完全搅在一处，对此已不能再想当然。……‘生态危机’开掘出一系列的与今日之人类生活的可塑性有着根本关系的问题――即在我们的生活的许多领域内‘命运’的退隐。”（《自反性现代化》第2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这说明，人已经不单是对环境发生影响的“另类”，其自身也成了环境的一部分。于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环境其实已经是“人境”了。人类必须重新定义和理解环境，不能再把自己当作环境的无关者。
其次，环境问题强化了“无关”之物对人的内在意义。以往，尽管有“人是环境的产物”一说，但如前述，这里的环境与人还是一种外在性的关系，处在遥远的位置上。事实上，我们在理解人的本质时很少考虑到环境的具体影响。但是现在，我们再讨论人的本质时就不得不重新考虑环境所起的作用，明确环境对人的内在意义。一方面，通过环境变化的影响，我们发现了背景性因素的作用，发现了不在场因素的在场效应以及人对环境的内在依赖性。因为，人类的发展最终要取决于环境所能允许的基本程度，而且人自身就有体质环境问题，人的知情意行无不时刻受到它的影响。身体现象学已经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另一方面，透过环境我们看到了人的有限性，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不完善，尤其是看到了人类行为的自反性特征，加深了对人的内在特性和实践后果的认识。这对人类今后设计自己的发展道路是非常重要的。通过环境，我们发现了人类是与环境休戚相关、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这是人的又一次自我发现和自我革命。它透切地表明，不管人有多大本事，他都不能脱离环境而存在。
再次，环境问题进一步彰显了人对他者的重要责任。既然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大多数是由于自身不合理发展造成的，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环境危机与其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不如说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是人性的危机，是恶性竞争的结果。如此，环境危机为人与人的不良关系敲响了警钟，使他者的价值和地位得到了确认，从而凸显了整体生存的意义，为人类走向真诚的相互关怀和尊重，过一种有境界的生活奠定了自然基础。这是人类自我关切的一个本体论依据。
环境思维充实了人学方法
环境危机的严峻性必然会导出一个问题：面对环境，人类何为？对此，环境哲学关于生态世界观的理解为人学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首先，必须从整体思维的角度重新理解人类生存。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人是有限的存在，他只能在整体的境遇中才有生存的可能性和生存的价值，而且人的本质就取决于他与周围事物（他物）的关系。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提示我们，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不存在明确的中心和非中心之别，中心的概念是相对的。而人之所以为人，既在于他的有中心性，更在于他的祛中心性。因此，人类中心论和非人类中心论之争的实质不在于谁是中心，而在于如何超越中心本身，从多方面把握人的特性，包括透过环境来理解人。此外，人又是自我构成的，他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不断地把一切自然之物全部变成为我之物而自我生成，由于人类一直在时间中生存，因此通过环境问题我们再次发现和印证了人的有限性或未完成性，从而在思考中引入一种新的时间向量，由未来出发解读人类当下生存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一个真正完整的人。
其次，必须走向深发展观。发展一直是当代哲学思考的重大主题，而且经过几十年的反省，人类在发展观上也取得了巨大进展。其中，对发展的反思就时间观念而言，已经在理念上对后代生存发展权的当代合法性予以确认；就空间观念而言，也已由局部的发展观走向整体的发展观，人类整体利益被高擎远举在所有问题之上；就发展的内涵而言，已经由单纯把自然当作客体，从而获得财富来改善人类切近的生存条件，转换到追求人类自我和人性的内在提升上；就发展方式而言，也已从片面追求人的“发展”，到讲究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即环境伦理，从而使自然具有了某种“主体”的意味。凡此种种，都表明人类的发展观已经扬弃简单的增长与进步的旧发展观，正在缔造更具一般性的“深发展观”。从而表明，发展既不是一种方法，更不是一种策略，而是一个深度范畴，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方式。就此而论，发展学首先是一门人文科学，而根据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辩证法其实就是关于最一般的发展的科学。至此，我们不妨说，发展不是外在的扩张，而是一种内在的收敛，是人类自我限制中的成长。我们当下的任务不是研究如何扩张，而是关注人类怎样自我限制和提升。或许，这才真正是健全的有理性的人之发展。
再次，必须通过公共方式来降低发展中的风险。环境使人类重新认识了自己，特别是由于发展风险的增加，使人们懂得了那些看似与己无涉、远在天边的大事，其实同世界上的每个人休戚相关。所以，我们不仅应当知道这些事情是什么，而且要关注事态发展以及怎样对待它们，也就是要对事物的决策参与意见，这就是公众参与。通常情况下，公共参与越多，决策越民主，也越能保证社会不在发展的问题上掷骰子，从而有利于事情朝着良性运转。人类关于环境问题的各种补救措施和替代方案，如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就是公众参与的成果。这表明，环境问题最终反映的是社会民主问题，也就是说环境伦理的发展与社会决策民主化的进程是一致的，因为社会大众是自然环境的永恒消费者。正因此，凡对环境关心和付出的人，也都是富有热心和公德的人。它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文明，去追寻美德的境界，去改变陈旧的人的观念、更新人学的方法、提升人学的境界，建立起一门人类已经成长起来了的“大”人学。这是真正的人性自觉。或许有了这个自觉，虽然我们已经步入风险时代，却仍有机会掌握主动并有所作为，可以在有限的时空里轻歌曼舞、创造生活，实现在大地上“诗意般的栖居”。这才是环境问题根本的人学价值和社会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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