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社会科学对于一个民族文明发展的意义,不仅要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从人的全面发展的维度定位,而且也必须从人和社会文明协调发展的维度理解。这种理解,不应当只是逻辑的,而且同时应当是历史的。
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的协调发展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矛盾运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
会科学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传统的社会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人类文明之一。在传统文明的建构与发展中,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三大重要贡献。一是探索并建构了一个与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相匹配的中国文化或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合理有效的辩证互动。与其他文明相比,中国传统文明最具民族特色的基础是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之所以在百家争鸣和长期的文明选择中最终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就是因为它比较合理地和创造性地建立起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贯通为一的思想理论体系。二是找到并合理确定了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主旋律。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先秦是中国文化的孕育与展开阶段,百家争鸣,表现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多样性。自两汉至隋唐,进入漫长的选择时期。到宋明才真正比较合理辩证地解决了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主旋律这一课题。秦始皇统一中国,试图通过政治专制的方式实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上的统一,于是“焚书坑儒”,结果招致“二世而亡”。汉武帝雄才大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样试图通过政治的方式完成这个统一,事实是
儒术并未真正获得独尊。到魏晋,儒学与道学合流,形成玄学的怪胎。至隋唐,儒学又与佛学合流,并且使佛学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到宋明,儒道佛三位一体,以儒学为核心,才真正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体系,最终确立起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和思想理论的“主旋律”,真正实现了它的大一统。三是建立了一个完整而有机的人文精神结构或人文精神生态,这就是儒、道、佛三位一体的精神结构与精神生态,它使得中国人在任何境遇下,都能进退互补,不致丧失安身立命的基地,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概括起来,哲学社会科学或思想理论的发展,解决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两大难题：一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生态或协调发展的问题;二是人的发展与社会文明发展的有机生态或协调发展的问题。中国传统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儒道佛三位一体形成的是自给自足的人的精神结构和文化精神结构。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文明的辉煌,就是因为二者达到了合理而有效的互动。
与传统文明一样,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同样必须解决三大课题：1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2
开放性和多样性文化中的意识形态的主旋律;3 新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人的精神结构与人文精神体系。三大课题的核心还是 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人与社会文明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使我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作为解决中国发展的根本性课题的战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仅将经济理解为文明的最高目标甚至唯一目标,将这一发展战略不加消化地移植到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中,就会内在地形成文明体系、学术研究和人文精神结构中的价值霸权,形成文明发展的不协调，弱化甚至消解哲学社会科学。
二十世纪西方学术发展的重要进展,就是不断地反思和建构经济社会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辩证生态。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都是不断揭示资本主义发展中经济社会的文化矛盾,并探索经济与文化结构的“理想类型”。应该说,这是西方20世纪学术发展的主轴。但是,如果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连读,便会发现,它事实上为当代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准备理论基础。而文化帝国主义,是欧美二十世纪继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之后的第三种形态的帝国主义,是借助理论学术进行的一种帝国主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实际上是对韦伯理论和方法的反证,它通过揭示美国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文化矛盾,突显文化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主题。
中国正面临全面建设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在经济发展已经建立起一个初步富裕的物质世界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建立一个同样强大而合理的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对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