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GDP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特邀嘉宾：

缘起

近两个月，绿色GDP这个名词在报刊、电视上频频出现，说明它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同时读者又被告之：绿色GDP的核算有很大难度，目前有很多国家在研究，但没有一个能拿出哪怕较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要真正将绿色GDP的统计付诸实施还有待时日。那么，绿色GDP离我们究竟有多远？我们今天讨论绿色GDP有何实际意义？

对绿色GDP的呼唤迫在眉睫

记者：一年前，绿色GDP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名词，而今天，它已经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为何绿色GDP突然引起举国上下如此关注？

侯元兆：这是因为，目前中央高度强调科学发展观，同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很严重了，正在给中国长远的经济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危害。

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一直没有摆脱高投入、高消耗、重污染、低产出的传统模式。我国单位产值的矿产资源消耗与能源消耗，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单位产值的废物排放量，是世界平均值的数倍。1996年，有关部门和世界银行联合对此作了个探讨性的研究，其研究结果是，在1995年，中国水和空气造成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大体上是54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7％。多年以来，我国的无序开发已经严重透支了国人的生存资源，我们的GDP中，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发展机会获得的，它实际上不是业绩，而是生态赤字。

好在近来政府正在调整发展思路，年初召开的“两会”上，代表们对此有冷静的反思。最近，国务院又发出关于开展资源节约活动的通知。有人说，我国正处于像当年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放弃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目标。在这个探寻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绿色GDP自然就成为人们的新期望之一。

蒙乐生：绿色GDP是从传统GDP中扣除了经济增长导致的灾害、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之后的净产值。把绿色GDP纳入经济核算，经济增长与它所付出的“生态成本”便一目了然。我国在5年间GDP年均增幅7.7%。但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编写的《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近些年我国的荒漠化扩展、耕地流失、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加剧……无不说明我国生态维持经济增长的负荷已达到极限。对绿色GDP的呼唤实在是刻不容缓了。

呼唤绿色GDP，是要“换个想法，换个活法”―――必须从今天做起

记者：但一些权威专家又指出，绿色GDP的核算尚有许多困难，绿色GDP的付之实施还要假以时日。那么，我们今天来探讨绿色GDP有何实际意义？

张德铜：绿色GDP核算的核心困难是，对环境资源―――如森林、矿藏、海洋等的估价没有一个客观标准，对资源耗损、环境污染的估价更没有客观标准―――这个客观标准是指市场公认的价格。由于环境资源从未上市场交易，就没有价格。比如森林，除了生产木材，还有多种生态功能，但现在只计算木材、林地的“价值”，至于涵养水源、防风固沙等生态功能到底值多少“钱”，没有上市场交易过；砍掉一片森林导致水土流失、物种灭绝，它的损失究竟值多少“钱”，更没有一个市场公认的价格。这就不好核算。

侯元兆：对于绿色GDP的呼唤，并非简单地去改变经济增长的测度方法，而是要改变经济行为本身，是要探索从传统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像有的学者说的“换个想法，换个活法”。而这一步已经刻不容缓，必须从今天做起，从每个人做起。

通过对绿色GDP的呼唤和探讨，可以提醒社会特别是决策者们，你的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有多大；你的真实政绩到底是什么；你到底是向你的子孙们借用他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呢，还是在为他们积累遗产；你的奋斗，到底是在拆东墙补西墙呢，还是在真正创造价值？

蒙乐生：呼唤绿色GDP，就是呼唤“走绿色改革之路”，就是强调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大造舆论，最好人人皆知，入脑入心。只有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全社会都认同、都来监督，才有可能在时机成熟时比较顺利地付之实施。我认为目前的报道只是刚刚开始。

张德铜：目前，各部门和各地方都在制订中长期发展规划，我们不能光盯住GDP翻两番这一指标。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增长要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从现在起我们就要通盘研究：2020年，新增人口会有多少，其就业出路何在？人均主要食物产量和消费量多少？环境资源存量及消耗量达到何等水平？等等，不提前研究这些问题并得出尽可能量化的目标，中长期规划就缺少基本依据。

在难以计算绿色GDP的完整数据之前，可尝试先计算已货币化的“黑色GDP”

记者：在采访中，我听张德铜博士把GDP核算形象化为一个公式：绿色GDP＝金色GDP－黑色GDP，并建议先核算一部分“黑色GDP”以尽快用于实际考核，您能不能谈谈这个想法？

张德铜：我首先申明这个公式有诸多不全面之处，它只是用来形象化地描述经济增长与生态成本之间的关系。

其中“黑色GDP”是指牺牲生态环境杀鸡取卵获得的GDP，也即生态成本。在经济活动中，由于资源过度消耗、生态退化、环境污染而造成的危害，需要补偿和治理的投入，这些投入是货币化计算的，可以直接进行成本核算。

譬如因过度开采、过度捕捞、过度放牧造成生态退化，目前依实际情况不同，每年都有治理风沙、治理江河湖泊、退耕还林、保护农田与改造低产田的投入；而对工业生产造成的排污治理、地表水与地下水污染的治理、毁林沙化的治理等，每个地区也都会有投入，都可用货币化计算。核算的结果，可作为对官员“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还可作为论证项目时的重要指标。

如某县要上一个大项目，预算新增GDP达50亿元；但再算一下“黑色GDP”，该项目如上马，将污染1万亩农田和5千人口的用水―――粗略计算，补偿农田收入和解决人口用水，直接与间接的生态成本共60亿元。则显然要对此项目亮“红灯”。

此外还可以依此核算和制定出一些“黑色GDP”的限量指标，如万元GDP能源消耗量；万元GDP用水量；万元GDP“三废”排放量；万元GDP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万元GDP投入产出率；万元GDP行政费用等。以水为例，据有关资料表明，1999年中国每万元工业增加值取水量是日本的18倍、美国的22倍。为了遏制高能耗产业、淘汰落后技术，国家可依国内外的同类技术水平和我国的国情，制定水资源消耗定额，在项目评审时作为重要依据。公布这样的定额也可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真实性。对仍然超标生产的，按定额征收资源消耗税补偿并限期整改。

要警惕发达国家把“黑色GDP”转嫁到发展中国家

记者：有人问，GDP也被发达国家所采用，但对资源和环境的负面作用似乎没有发展中国家那么大，这是为何？

侯元兆：这首先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相对做得比较好（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和经济激励制度实现）；第二，发达国家的GDP中，大部分为高附加值的第二产业和很少消耗资源与环境的第三产业的产值。日本最为典型，本国的资源和环境几乎原封不动；第三，发达国家有很多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的产业，建立在他国国土上利用他国的资源进行生产；第四，发达国家出口的是低资源消耗的高技术产品，进口的是高资源消耗的产品―――后3条的结果是发达国家本国收入增加而环境成本由他国承担。而我国则正好相反，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已达到60%，这样大的出口量，无疑是好事，但我们出口的产品，很多是高耗能、高耗材、高污染生产出来的，从这个方面讲，我们是把污染留给自己，替发达国家节约了环境。

蒙乐生：《环球时报》今年4月21日刊登的记者调查“日本奢侈消费中国森林”非常说明这个问题。调查中说日本现在一年要用掉257亿双一次性筷子，其中96％从中国进口。出口这200多亿双一次性筷子至少需要250万棵树，需要砍伐掉数万平方公里的森林，而且大都采用“一采光”式的砍伐方式，极大地浪费了森林资源。调查中还说，日本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中国森林覆盖率不到17％），但日本所有使用过的一次性筷子，都回收造纸，剩下那些连造纸都不合格的筷子，则与其他材料混合加工后，制成火力发电用的燃料。

中国对日出口一次性筷子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何权衡其中的得与失，以及如何吸收日本节约一点一滴木材资源的做法，均值得我们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