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陈蕃列传》载：“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陈）蕃，蕃与相见，问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圣人制礼，贤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数，以其易黩故也。况乃寝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诳时惑众，诬污鬼神乎？’遂致其罪。”
这是说，有一个乡民赵宣葬亲以孝，居于墓道守灵，凡二十余载，乡里称誉，风光无限。然而，他却暗渡陈仓，服丧期间私生五子。幸有名士陈蕃明察秋毫，遂使这则造假事件曝光，成为天下笑谈。
赵宣为什么要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来表达孝心呢？答案只能是，统治者提倡“以孝治天下”，一个人只要孝行昭著，就可能飞黄腾达。可是，赵宣为什么要表里不一、假装孝子呢？那是因为他既想以孝射取功名利禄，而又难耐寡居独处的清苦日子，割舍不了男女私情。于是，就演出了这样一幕悲喜剧，一则黑色幽默。
赵宣的个案揭示了名教的困境。所谓“名教”，是指在中国宗法等级社会历史上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及制度。袁宏《后汉纪》卷十六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故尊卑永固，而不逾名教。”《宋书・郑鲜之传》曰：“名教大极，忠孝而已。”名教又有多种称谓，称之为“礼教”是指依据礼的规范进行教化，称之为“德教”是取道德之义，称之为“王教”是由于王权介入教化，称之为“风教”是见于风化濡染之功，称之为“儒教”是因其为儒家所标榜，至于称之为“名教”，则是强调“以名为教”的教化方式，即确定名分、名位、名节、名目、名号等，如“贤良方正”、“孝弟力田”等均为汉代下诏举士的重要名目，期以道德的褒奖与政治的升迁来发挥劝善戒恶、敦风化俗的教化功能。此种名教或礼教，与以神为教的宗教和以法为教的法制，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清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卷九所说：“帝王以刑赏劝人善，圣人以褒贬劝人善……则佛以因果劝人善。”
我们知道，无论何种道德，其本质都是对人欲的某种约束，而“三纲五常”在约束人欲方面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另一方面，传统道德的推动力又往往是功名利禄的引诱、人欲的某种满足与放大，比如成就感、功名心和权力欲以及总是与“升官”如影随形般的“发财”。这种道德与政治的联姻、约束与诱惑的并举、道德本质与实现途径之间的冲突，必然埋下道德虚伪化的祸根。而且，随着封建王朝的衰败，这种道德的虚伪性便会愈加显现。当然，作为西方中世纪道德的主要动力的宗教，实际上采用的手段也是利益的期许。基督教劝人行善、博爱、施舍，宣称如此而为方可领到死后进入天堂的门票，这就使信徒们在利他主义的行为中怀抱着对个人利益的期待。但它把作为手段的利他与作为目的性的利己分置于今生和来世，实际上弱化了道德手段与目的间的紧张。当然，至于死后能否将生前的利益存储放大与提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统治者提倡名教，显然有利于收缩人们的私欲并因此维系宗法等级社会的秩序。但在道德实践中，统治者本人是不愿受此约束的。如魏晋时期的司马氏集团，一方面以“博学洽闻，伏膺名教”（《晋书・宣帝纪》），“履义执忠”，“以至孝闻”（同上《景帝纪》），“孝弟忠信”（同上《武帝纪》）闻名；另一方面又自我放纵情欲，生活糜烂已极，如以孝显达的何曾日食万钱，其子更有过之，日食二万，可他们仍旧抱怨餐桌上没有下筷子的地方（同上《何曾传》）。再如晋武帝虽然爱打“道德官腔”（殷海光语），自己却养后宫近万，每日在宫中乘羊车信车所至，择偶就寝，宫女们为得到皇帝的莅临与宠幸，不惜取竹叶插户，用盐汁洒地，以引得羊来（同上《胡贵妃传》）。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名教就多与虚伪性、形式化相伴而随。因此之故，史籍中总不乏揭露道德造假的文字，如“刻情修容”、“纯盗虚名”、“偷世盗名”、“虚造空美”、“真伪浑杂，虚实相蒙”云云。《抱朴子・外篇・审举》载汉末人的话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行，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段文字从吏治选拔的角度反映了其时真假相冒、名实相违的道德现状。也因此，后人才有“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三国志・魏志・卢毓传》）的感慨。在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了不少汉末和魏晋的道德伪君子们的情状，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也对宋儒与明、清的假道学颇多揭露与讽刺。如纪昀描写道，有的以道学自诩的塾师，却贪图游僧的钱财，结果被群蜂蜇得头面尽肿；有两位道学先生在门徒面前大讲天理人欲那一套，私下里却密谋夺取寡妇的田产；有的翰林表面作清廉状，拒收同乡馈赠，事后却懊丧不已，大骂家奴出气……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纲常名教只在口耳之间、典册之中传递，在社会实践中得不到真正落实，上上下下以空对空、全玩虚的，于是乎名教就沦为一种名词崇拜的宗教。后世学者如冯友兰、曹聚仁、唐长孺和牟宗三等都对名教做过精辟的剖析，其中以胡适在《名教》一文中说得最为激烈。胡适指出，名教便是崇拜名词概念的宗教，“这个宗教，我们信仰了几千年了，却不自觉我们有这样一个伟大宗教。不自觉的缘故正是因为这个宗教太伟大了，无往不在，无所不包，就像空气一样，我们日日夜夜在空气里生活，竟不觉得空气的存在了。”“于是老祖宗相传的‘名教’之道遂大行于今日，而中国遂成了一个‘名教’的国家。”在文章结尾处，胡适还对惯以标语口号相号召的名教来了个反模仿，也以口号作结：“打倒名教！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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