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平时琐屑汇拢在一起，连自己都吃一惊：原来我家竟然与光明日报结下如此深的不解之缘。
我1955年进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校园里的光明日报阅报栏是大家课余喜欢光顾之处。大约二年级时，谭家健同学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发表《孟子散文的艺术特点》。随即，系主任杨晦先生讲课时对它发表不同意见（不赞
40年前，1964年8月23日，就是这个“文学遗产”，用了几乎一版篇幅，发表我的长篇论文处女作。当时我正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导师陈中凡、钱南扬两位先生都看到该报，见到我时都主动表示嘉许。钱先生以他特有的细致指出，崔莺莺已许配郑恒，我文中称她“待字闺中”，不当。与此同时，安徽大学的老教育家孙陶林校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发扬我在光明日报发表长篇论文。一直到1978年，“文革”过后刚刚恢复评职称时，我被破格越级评为副教授，还有此文之功。凡此都显见：当时光明日报在各高校校长、教授、学生心中，都有很高的位置。
20年前，1984年，光明日报为我的两部成名作发表书讯，发表书评。也在这年，“文学遗产”还就我一篇文章开展《儒林外史》创作方法的讨论，两种意见一来一往，论辩持续了半年之久。吴组湘先生也注意到了，还特别对我作了指导。以后，我的重要学术脚步在该刊上都有脚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光明日报是我学术成长的重要园地。
15年前，我奉调农工民主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后，光明日报成了拓展统战宣传的全国性窗口，我在“民主与团结”专刊上发表数十篇文章，而且频频获奖。我们与光明日报联合举办“干部道德建设笔谈”，联手策划“两会”期间的活动和报道，积极组织各地宣传干部参加“同心谱”征文，邀请该刊编辑参加我们的宣传干部会议进行指导……光明日报成了培养农工民主党宣传干部的高级园地，无怪乎去年在河南的农工民主党宣传工作会议上，各地宣传干部获悉张雨福同志生病，二十多人自发联名写信慰问，表达了对光明日报的深情厚谊。
10年前，1994年8月7日，我和我女儿李韵主撰的《新三字经》正文在光明日报刊出，8月9日台湾吉大报就发表评论，认为“这家中共中央主办的报纸”发表了代表中国的《新三字经》。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李韵和光明日报的缘份，她6月16日出生，正赶上社庆日，从而每年与光明日报同庆生日。大学四年级她在中央电视台实习，有机会留台工作，但毕业时她却坚持选择光明日报。当她第一天去报社上班时，我将光明日报45年社庆的纪念表戴在她手上，她十分珍惜，多少年过去了，表带更换了好几条，电池也换了好几次，表却一直不肯换。在光明日报工作她感受到荣誉，也承担起责任。她对光明日报倾注的感情也影响了第三代，她的女儿从小就见到这张报纸，未识字的小女孩不管看到什么报纸都说是“光明日报”。问她：“你妈到哪里上班？”――“光明日报”。问她：“你长大干什么 ”――还是“光明日报”。三代人的情结，此情绵绵无绝期。
对我来说，光明日报不仅是新闻报，而且是文化资料，许多报纸可以过月就处理，光明日报不仅要留剪报，而且要保存一年。光明日报是知识分子的报，是有文化的报。有文化，代表高品位，有蕴涵。光明日报的许多专刊，能将时政课题学理化，社会热点深刻化；学术睿思可喻化，科技新知普及化。在媚俗成风之时，要坚持自己的风骨，发扬优良传统，深入精神文化的层面，为弘扬和培育先进精神而矢志不渝地努力，这需要过人的胆识，相信光明日报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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