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读书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解决这一问题的门径是读点“书单子”，术语称之推荐书目、导读书目、举要书目，它是针对一定的读者对象，对某一专门问题的文献经过精心选择而编成的书目。它不仅引导读者读哪些书，指明读书先后次序，还进一步指导怎样读。请代学者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七中说：
在我国，一直有推荐好书、指导阅读的优良传统。敦煌遗书中有一个《杂钞》卷子，其中收有一份唐代末年流行民间的25种常用书籍的书目单，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指导阅读的书目。元代程端礼于1315年编成《读书分年日程》，开列了自8岁起的必读书目。清代末年，龙启瑞编《经籍举要》、张之洞编《书目答问》，都是重要的推荐书目。20世纪20年代以来，围绕传统文化开列了不少“国学”推荐书目。胡适1923年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同年梁启超著作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章太炎1924年开列了《中学国文书目》，汪辟疆1926年编撰了《读书举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蔡尚思《中国文化基础书目》、季羡林《中国文学书目答问》为代表的推荐书目，在大兴读书学习之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人对推荐书目也颇为重视。1945年，英国人希普不加时间、地域与主题的限制，选出了10本“震撼世界的书”。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了《人类有史以来的20本最佳书》。此外，美国人唐斯写了一本《自学1492年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举要》、费迪曼出版了《一生的读书计划》，后者向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了100部名著。外国人也曾编选推荐了中国书的著录。韩国学者评选出了《影响中国历史的30本书》，美国学者鲁唯一编著了《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等。平心而论，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中国、外国，所开列的“书单子”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如章太炎所列《中学国文书目》中的《二程遗书》、《十驾斋养新录》等一些书，对今天的大学生恐怕也是陌生的。西方推荐书目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一般都带有忽视东方文明的倾向，上述外国人推荐书目中的前四种，没有一本中国人的书。此外，推荐书目也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主观色彩的烙印，比如某个推荐者认为是最重要的书，可能在另一个推荐者的书目中提都没提过。
在阅读时间减少而娱乐时间增多的大环境下，提倡人们多看点“书单子”的目的，不仅是阅读它本身，更重要的是激发人们爱书的热情，鼓励去翻阅那些名著鸿篇。正如台湾作家子敏先生说：“书单子很能刺激读书欲，很能培养爱书心。常读书单子的，早晚会成为一个爱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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