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首都基础教育界的邀请，82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爱因斯坦讲座”教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者杨振宁，近日来到北京教育学院与来自北京及中国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第一线的示范校杨振宁教授以深邃的眼光，富有哲理的语言，深入浅出的分析，对中国基础教育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就当前教育的热点问题，讲述了他的看法。杨振宁说：“我在中国待了20年、在美国待了60多年，并在这两个国家都教过书，对这两个国家一般的社会情形及背景有些了解，对这两个国家教育的异同、优劣，是我经常在想的问题”。由于这个原因，杨振宁在座谈时始终没有离开比较中美教育这条主线。
中美教育传统区别很大
杨振宁说：“我一直认为，新中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是在解放后中小学教育大大普及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在原北平念中学时，北平的文盲不少于50％，甚至是百分之七八十；不算外来的人口，今天北京10到40岁的居民恐怕很少是文盲。中国能够有今天这样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其中，一个功不可没的大事就是大多数人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印度、巴西、墨西哥都是很大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远远没有达到中国这么普及。这是一个有长远意义的历史事实。”
杨振宁接着话锋一转，向在座的校长、教师，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他说：“今天美国的科技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全世界，是不是每个地区都应该抛弃原来的教育政策或教育的哲学，向美国这个方向学习呢？”他说：“这个问题我曾经想过。教育是非常复杂的事。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这些国家及地区的教育哲学深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跟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教育传统有很大的区别。从中国、韩国、日本到美国读书的孩子，一般都比美国的同班、同岁的同学根基扎实，大学生、研究院的学生也是这样。可是所有的美国中学、大学、研究生院老师，以及美国学生，都有同一个印象，就是中国学生不会做研究。这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办法，有它的特长。这个我自己就深受其益，我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老师都很负责任，教得很深入，我到美国以后发现，一些课我已经念过了；美国教育跟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完全不一样。这个现象至今还保留着。中国的中学、大学学生到外国学习，成绩都很好，可是国外为什么会有中国学生不会做研究的印象呢。原因在于中国训练学生的办法与美国不同，中国学校教出的学生往往认为，所有重要的东西都是前人做过的，怎么能挑战从前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的哲人所做的贡献呢。”
他分析其中原因，说：“对此应该讲得更清楚，中国学生是开始阶段不会做研究，在刚做研究工作时，胆子比较小，不敢向新的方向发展。可是到了真正做研究工作后，很多中国学生做的成绩很好，而且，他们很努力。在美国一个大的国家实验室，其中的机器通常是24小时运转，你会发现到半夜12点以后还在继续工作的，一般都是中国学生。到研究生毕业时，往往是中国学生做得很好。到获得博士学位时，中国学生并不比外国学生差。”
他说：“如果问我，是中国的教育政策好，还是美国的教育政策好，我认为这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任何一个简单回答都是错的，因为这关系到千千万万所学校、千千万万个家庭、千千万万个孩子，不可能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包括对中学生、小学生、大学生训练的方法，是好还是不好，我想了很久，得出的结论是，对多半的学生，我认为中国政策是好的。因为它可以把这些孩子引导到将来能够发挥他们社会作用的道路上去。要想了解这句话的意思到美国看看就知道了。我在美国教过两年的大学一年级物理课，美国的学校不管是非常好的学校，还是不太成功的学校，大一的学生多半还在晃悠，对于世界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回事，前途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想过。这跟美国整个社会结构有关系，教育也占一部分原因。而在中国，孩子们就成熟多了。可是对于天资特别好的学生，中国的政策就不一定好。”
中国要了解美国教育的背景
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非常重视定量分析，谈教育也不例外，他说：“中国按部就班把知识给孩子，平均起来是好的，可是中国的教育制度，从中小学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对特别好的，占总数5％的最聪明的学生比较不利。这不利的一面，在美国却做得非常好，孩子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比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名叫费曼，这个人有非常丰富的想法，做了很多很重要的工作，可是他从小说话做事就是跟别人不一样。我常说他要在中国的话，很难成为大物理学家，因为整个社会不准他这样，不准他那样。
又比如，比尔・盖茨，他在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美国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对这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有特别才能、特别天赋的人，能够给予极大的空间，他们可以发展。这是美国今天在学术上、在经济发展上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风险投资办得比较成功。二次大战后，英国在生物工程研究方面得诺贝尔奖非常多，可是总体上生物工程不可跟美国比，这是因为它没有一个好的风险投资制度。这是美国现在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
杨振宁教授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自身有很长的传统，不是一两天能改过来的，教育工作者，包括研究教育体制、教育哲学的人，一定要了解美国的成功背景是什么。”
他说：“在中国，一个显得高傲的人是大家不喜欢的，美国对这种人比较容忍。可以由一件事证明这句话，20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文章叫做《双螺旋》，是1953年一个名叫Wat son的美国人和一个名叫Crick的英国人合写的。他们写文章的时候，一个20多岁，一个30多岁，过了一些年，他们得到诺贝尔奖。我认识他们两位，他们都是讲话不那么客气的人。20世纪六十年代,Watson又写了一篇名叫《双螺旋》的书，翻开这本书就知道他讲话和他做人的口气，其第一句话是有名的，说“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同伴不以高傲的态度待人”。这句话说明Crick讲话是非常冲的。Watson说话也如此，很冲。”
他说：“中国学术界对这种人是不喜欢的。国内一些基金会，评委在讨论某某人是否应该得奖时，对讲话比较冲的人往往不喜欢，不愿意投这些人的票。这是中国和西方尤其和美国的传统的一个分别所在。我个人觉得，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向西方传统多走一点，这会对整个科学的发展有好处。美国对于这样的人比中国宽松一些，它的科技能成功发展是与此有关的。这是值得中国尤其是教育界注意的。”
照搬美国解决不了中国教育问题
杨振宁教授非常关注中国教育当前的热点问题。他说：“现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个孩子要考大学，全家人非常紧张,而且很多个家庭都非常紧张使整个社会形成一个压力，并在这个压力下出现了一些呼声，觉得中国教育制度有问题，把小孩压傻了。这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他分析说：“一个孩子考大学，全家人都紧张，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学校不够多。今年秋天中国要招收380万大学生，这数目比改革开放之初多了很多倍，但是，拿13亿人口相比，这仍然还是很小的数目。如果中国大学数目大幅度增加，压力会自然减少。可是，办学经费从哪儿来？师资从哪儿来？一连串的问题都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不是把美国的哲学搬过来就可以解决的。”
他说：“中国4亿人口在城市，9亿在乡下，这9亿农民的思维状态，我不敢讲，因为我接触得太少。4亿中国城镇居民今天接受科学的思维，或科学的办法，绝不比美国一般人低。从教育成功率来讲，美国是12年义务教育，可是在纽约市，12年义务教育出来，文盲多得很。他们那里很多的学校认为，孩子在学校是一个祸害，得赶快把他们送出去，不管他们会不会念书，其结果造成两极分化，一边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一边是知识水平、思维方法、素质品位、价值观都不理想的人。从总体看，我觉得不如中国4亿城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高。”
他说：“对小孩是着重启发，还是着重灌输，这是社会的传统，一时不容易改过来。美国小学一年级学生跟中国小学一年级学生不一样，中国学生比较听话，平均起来安静一些，美国的男孩子动来动去的，坐立不安。这是整个社会的结构不一样，社会的价值观不一样形成的。中国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到有这个分别，同时，要知道这很难讲哪个好哪个不好。中国小孩比较静，比较听话，当然容易有效地向他们灌输知识，于是就发展出中国的教育哲学；而美国比较容忍，小孩做奇怪的举动比较多，这有自然的道理，也有很深的社会结构，甚至有遗传因子在里面。不能贸然下结论哪个好哪个坏的。我认为两方面各有短长，不同的小孩也是不一样的，与老师自己对事物的看法也有关系，假如一个老师，比较注意鼓励小孩向多方向注意，兴趣广泛一点，这是有利小孩健康成长的。我在美国教了很多年书，发现美国的小孩，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学生，这也喜欢弄，那也喜欢弄，好处是接触东西多，坏处是注意力常常不集中。中国相反，比较集中，比较安静，好处是能好好念书，坏处是不利于向各个方向发展。”
他说：“美国喜欢改革，动不动就出理论。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说在前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人认为美国落后了，并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数学教育不对，要有新数学，新数学的办法跟传统的不一样，要把很抽象的观念很早放进去，有很多学校采取了，过了一些年，发现这项改革非常不成功，到六七十年代新数学就没人弄了。还有一个例子，是费曼写了一系列非常好的大学教科书，一些学校负责人说这些书写得非常好，可是一般老师不敢教，因为这些书牵扯的东西太多，内容太深，老师害怕被学生问得回答不出来。我讲这些是要说，中国教育改革要谨言慎行。但不是说不能动。”
他说：“20年前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少年班，那时在全中国都很有名，我在美国报纸上就看见了，有十二三岁的小孩被选进去了。这件事搞了20多年，从国家立场讲等于做了20年的试验，就应当认真加以总结。如有一个相当清楚的结论，不只是对于中国的教育，对世界天才儿童的教育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图片本报记者吴力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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