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是随着《京报》刊行,省却不少琐事,所以我们才能够见识到一天前还在编稿子一天后即可出刊的高效率。查鲁迅日记1925年4月22日记有:“夜雨。编《莽原》第一期稿。”隔一天,4月24日日记即有:“下午寄许广平信并《莽原》。”同年11月,《京报》要停止副刊之外的《莽原》。《莽原》只有停刊,改出半月刊,由未名社出版发行。
鲁迅之所以主张创办《莽原》,另有更深层次的社会背景―――“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华盖集・题记》)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更是直截了当地指明《莽原》宗旨―――“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语者来,虽在割去敝舌之后,也还有人说话,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可惜所收的至今为止的稿子,也还是小说多。”(1925.4.28)鲁迅的著名杂文《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先后于《莽原》首发,收入《朝花夕拾》的回忆散文,均曾以“旧事重提”为总题发表于《莽原》。在“撕去旧社会的假面”的战斗中,鲁迅始终冲锋在最前列。
《莽原》的刊头题字,“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写的”(鲁迅语),封面画出自司徒乔手笔。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由韦素园接编《莽原》,1927年12月《莽原》终刊。
《莽原》的重要意义,已故鲁迅研究专家唐?说过:“……而此中文章,虽绳之以今日之标准,犹有光彩夺目,兀然不倒者,此其所以为佳刊物也!”
《莽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佳刊物,当无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