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吕梁英雄传》等。曾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被山西省政府授予“人民作
家”称号。
1988年，我调进在我心中如“圣殿”般的山西作协，在《山西文学》月刊社做编辑。出了作协院门，是一条细瘦而幽深的砖胡同。出胡同西口，是一个集贸市场，往胡同东走，就是省作协楼的家属区，俗称：南华门村。在这条细瘦的胡同里，老中青几代作家、编辑以及机关的干部职工，出出进进，川流不息。其中有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那就是“山药蛋派”第一代老作家的身影。这个流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也曾在这条胡同里工作、居住过多年，但不幸在“文革”期间就含冤而逝了。现这个流派的主将――“西李马胡孙”――“五战友”几十年一直定居在此。殚精竭虑地建构着山西文学事业，使山西文学在50、60年代和80年代出现了两次“高峰期”。到80年代末，他们均已年过花甲，便陆续离岗，赋闲在家。虽然他们还在坚持写作，还在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余热，但毕竟重担已卸，可以逍遥自在地安度晚年了。于是在东四条胡同里，便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出来进去的身影，或到大街上散步，或去自由市场买菜，或往小学门口接孙子，或在作协院里转一圈……
因了编辑工作的需要，我同这几位老作家都有些接触。特别是马烽老师，接触又多一些。他的几部长篇回忆文章，大都是送到《山西文学》经我的手发出的。我还请他给我写过条幅，为我的散文集题过字。他在晚年写过几篇很出色的小说，我向他谈过自己的读后感。
2000年我离开编辑岗位，坐下来专事写作，认真拜读了马烽老师1997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和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惊讶地感到，马老师在他的晚年竟以多病之躯又登上了一个新的艺术峰巅。这两部小说，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对当年的土地改革做了深入而独到的思索。此时他已是75岁的高龄，刚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不久，竟完成了这样两部厚重的作品。于是我突然萌生了写一本《马烽小说论》的念头。我把这个念头跟身边的文友、作家讲，想不到“反馈”竟是那样不同。李国涛老师说：“确实应该写，老马的农村小说创作是独树一帜的。”他熟悉马烽以及他的小说，写过一篇长文《马烽论》，他的看法应该是不错的。但也有文友劝我不要写，说确定一个选题一定要慎重。我知道，对马烽的小说，全国乃至山西文学界是有不同认识的，有的就认为他的小说太“政治化”，艺术形式上太“土气”，已没有什么现实价值了。其实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呀！我在犹豫中遂把这个念头“束之高阁”了。2002年，院子里的评论家杨占平、作家周宗奇，上上下下地跑，争取来一笔资金，拟出一套“马烽研究丛书”，邀我加盟撰写《马烽小说论》。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欣然应命。
我觉得，马烽从40年代到90年代，写了半个世纪农村小说，而且始终在跟踪着农村的每一步发展，记录着当下当地的生活。如果拿出某一部、某一篇作品，也许不见得有多么深厚、纯熟。但当我们把这60部（篇）长、中、短篇小说当作一个完整的系列来读，就分明是一部中国现代农村的“史诗”了。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哪一位作家写了如此漫长的农村历史呢？马烽小说确乎写了很多政治运动和政治事件，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就是由政治线索作为基本框架的，但我们仔细看看就会发现，在这个框架下，他写了一幅幅生意盎然的民间社会生活和农民日常生活图景，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情风俗，民间世界和民间文化成为了作品的鲜活血肉，给他的小说积淀了一种浓厚的“民间底色”。而这正是马烽小说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山药蛋小说流派”前期有赵树理为主帅，后期有马烽为领袖，使一个“土里土气”的文学流派称雄文坛数十年。这已得到了文学史家的认可。但也有一些论者认为：不能把赵树理划进“山药蛋派”，“西李马胡孙”只是一些等而下之的“地方作家”。我把马烽和赵树理作了比较研究，认为：马烽、赵树理的创作是一脉相承的，他们都是“山药蛋派”的杰出代表，马烽之于赵树理，既有继承和超越的一面，也有丢失和不达的一面，他是继赵树理之后又一位农村小说大家！
去年秋天，当我开始写这本《马烽小说论》的时候，在南华门东四条胡同里，还偶然可以看见马烽老师，天气有点凉了，他戴着一个大口罩，驼着背，慢腾腾从胡同的坡上走下来。走近他，我向他致意问候，他笑笑点点头。我很想跟他说说写书的情况，但听着他像拉风箱似的喘息声，话到嘴边咽回去，心想要加快写作进度，争取让马烽老师看到成书。但万万没有想到，国庆节后他住进了医院，这一住就再没有出来，让人心里好生遗憾！现在，胡同里再也看不到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四老的身影了，“五战友”只剩了胡正老师一位，也难得看到他出来散步，听到他那哈哈大笑声，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真的消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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