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茫茫大海，要有航行的目标和充分的准备。这样，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不怕惊涛骇浪。对我来说，留学生涯奠定了我的研究志向，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是我远航的动力。
1993年，我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海洋学系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开始关注新的学术发展目标。在与我的导师M.B.Collins教授的讨论中，我提
1995年，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招聘海洋沉积动力学领域的“百人计划”青年专家。在祖国的召唤下，我于1996年回到了青岛，担任了该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经费的支持下和海洋研究所秦蕴珊院士等前辈的热情鼓励下，我的实验室和研究组很快建立起来，购置了主要的仪器设备，科研活动开始走上正轨。
然而，科研工作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我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科研经费不足，“百人计划”的经费投入到实验室建设之后所剩无几，难以实施野外观测和实验室分析计划。在这关键时刻，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在秦蕴珊院士、赵一阳研究员的支持下，我提交了题为“浅海沉积动力学及其在资源、环境研究中的应用”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书；在同事们的帮助下，在1997年9月于长春举行的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对这个项目的资助。
有了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我的研究计划得到了顺利实施，学术思想也充分融合到工作中。在潮流边界层、激光粒度仪和ADCP仪器分析、潮汐汊道的系统行为等方面开展了扎实的工作，发表了40多篇学术论文。这些工作的进展为我在回国时确定的海洋沉积动力学研究计划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基础，使我们研究组在执行了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之后，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项自由申请项目和1项全球变化领域重点项目的资助。如今，经过11年的努力，我们的专著写作计划正在逐步成为现实，它可望对同行的工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远在英国的Collins教授也对此感到高兴。
除专著外，我本人还有另一种成就感，即通过基金项目的执行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很有潜力的学生。我认为，学生的学术发展取决于学校和教师的培养方式，如果在科研的方法和技能上严格要求，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以长期熏陶，他们就能够成为具有较高科学素养、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回国以来，已有4位博士后、7位博士生、5位研究生从我们研究组完成了工作或学业，他们的研究工作或多或少都与我主持的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有关。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现场观测和实验室分析，在弄清、分析事实之间的关联的基础上，获取科学问题的答案，提出今后的研究方向。从他们活跃而规范的工作中，我看到了今后的希望。
回国以来的经历表明，我的主要科研成绩的取得是与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支持相联系的。这些成绩使我的学术竞争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目前，我在“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核心子计划之一的“海岸带陆海相互作用”的科学指导委员会、海洋研究科学委员会第122工作组、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海洋湖沼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多个国内外学术组织中任职；近年来又先后加入了Elsevier的重要SCI刊物“Continental Shelf Research”和“Marine Geology”的编委会。此外，1999年我被南京大学聘任为“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2000年担任了科技部国家重大基础发展规划项目“中国边缘海的形成演化及重大资源的关键问题”的首席科学家；2002年获得了中国地质学会第一届黄汲清青年地质科学技术奖。
基础研究的水平是国力和民族智慧的象征。我衷心地祝愿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的事业越办越好，为那些献身于基础研究并显示出潜力的年轻科学家提供更多的支持，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基础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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