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东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199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打破了以往现、当代文学分立的格局,“以新的文学史观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自1917至1997年的发展史”,对近百年的中国文学进行新的诠释和整合,它既是“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又会对进一步深
1986年,现代文学界提出并力图付诸实践“20世纪文学史”观念。朱东霖等主编的这一教材正是实施此观念的具体成果。它打破了现、当代文学分立的惯例,以新的文学史观为指导,悉心评说,清晰勾画出百年文学史的脉络及走向,在时间上跨越近、现、当代,空间上兼顾内地、台港等地区,给人贯通一气的整体感和大气感,其文学格局更为合理,覆盖面更为广阔,这是以开阔的文化视角、以新的文学史观进行观照的必然结果。
开阔的视野还表现在采用跨国界的世界眼光对中外文学比较的思维模式上,尤其表现在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渗透。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世界文学思潮冲击密不可分,这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以往学界在对其关系的阐述中多宏观的论述,少微观的分析;多笼统的介绍,少具体深入的阐释。其结果是,人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受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但对于其究竟如何影响中国文学,体现在具体的作家及文本中的状况如何却知之甚少。此教材弥补了这一不足,增加了中外文学比较的内容,从文学理论的阐释到作家作品的研究都能以中西文化比照的视角追本溯源,广搜博求,使得结论更具有说服力。这就使以往止于表层的对外国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巨大影响,及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化的大胆主动的接纳等问题的认识更加具体化、深刻化了。该教材另一特点是忠于历史,客观公允,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什么价值标准整合作品,如何处理主观价值标准与原始材料间的关系问题是每一个研究者都要首先面临的。在新的价值取向观照下,以前轰动一时、为人所重的现象变得并无太大意义,退到文学史边缘,而当时默默无闻或原以之为非的现象或理论现在看来却更意义非凡、富有价值。作者对历史复杂性深入理解,在与主潮相抗衡的不同声音中听到合理的呼声。这是作者回归到历史情境中去,通过阅读大量文学史料,体察理解其所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而得出的公允之论。
论点鲜明、层次清晰、表述精当是该教材又一特色。该教材把文学史教学重点转移到文学本体上。既注重对文学本体回归,又力求从文学本体出发,全面客观评价了各时期的代表作家,部分曾被忽视的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主要篇幅用于名著名家的评价。既注重挖掘作品的思想意蕴,更强化了对作品的艺术论析。作者对每位名家的作品论述时,大都从大量文本出发,溯本清源,钩沉抉微,悉心梳理归纳,抽象出理性的本质性认识,然后用精炼、工整的语言分段陈列,进而进行周致细密、有理有据的论述,形成结构紧凑、思路清晰的特色。譬如第三章第三节关于郁达夫的小说,作者从三个方面论述其思想内容后,又用凝炼、准确的话语概括了其艺术特色:一、自我写真。二、感伤的特性。三、结构的散文化。四、流利、清新的文笔。以上四方面从表述方式到结构、文笔等对郁达夫小说艺术个性做了全面高度概括和提炼,对其小说进行了全局性的总结与深思。论者在整个过程中,将文本与理论有机结合起来,避免了止于文本的介绍或理论空疏的缺陷。如此周致扼要的具有一定深度的阐释,一目了然相对工整的排列,是该教材又一突出特点。再如上编第四章第二节有关徐志摩的评价,在简要地介绍了其生平、创作后,用较多笔墨阐述了其诗歌思想内容及艺术造诣。对后者做了如下概括:一、构思精巧。二、韵律和谐,富于音乐性。三、章法整饬,灵活多样。四、词藻华美,风格明丽。作者从这四方面结合文本准确概括了徐志摩诗歌的艺术造诣,论点鲜明,阐析详尽,条分缕析,层次清楚。再如第二章第二节关于《阿Q正传》艺术风格、第五章第二节《女神》的思想、第十二章第二节《激流三部曲》的艺术特色、第十四章第二节戴望舒诗歌特点等,作者将这些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做多了角度、多侧面、立体式的分析论证及清晰深刻的阐述,突破了以往教材的分析方法,建构起审美的、比较的、立体的思维模式。这种叙述方式、论说方法有益于读者的接受,有益于启迪学生的思维,也益于实现审美教育及素质教育培养目标。
就总体来说,该教材作为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体现了该课程改革的最新成果,它“整体上实现了贯通现当代、回归文学性的主旨和起点高、观念新、重点突出、适用性强的编写要求”,是颇有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新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