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以拥有悠久而独特的文化传统闻名于世的古国。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经过自身的一系列调整，顽强地延续了下来。真正的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从近代开始的。面对与坚船利炮相伴而来的西方文化，关于中国文化前途的思考和讨论一直是思想界的重要话题，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新中国的建立都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无可争辩的巨大胜利，也为随后30年间的文化发展划定了基本的格局，那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进行判断、估价和分解，重构中国的主流文化。尽管其不足之处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有所呈现，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与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革命同步构筑起来的主流文化，发挥了强大的效能：以现代知识武装大量的此前基本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普通民众，凝聚人心和动员社会成员在条件艰苦、回报微薄的情况下投身于建设国家和维护民族独立的事业――这一切，使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初步得到改变，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并为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根本改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启动为界标，新中国的历史被划分为两个阶段。新时期是以思想领域的一次大讨论为先导的。禁锢的解除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原先的单一的文化格局被打破。同时，经济改革的不断向纵深推进和国门的打开也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学术界得以在新的起点上重新捡起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的议题，接续五四以来文化讨论的传统。然而，历史的发展向来都不是沿直线行进的。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一方面为普通公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文化领域内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局面。曾经行之有效的主流文化受到空前的挑战，亟待做出积极的调整，否则，就有根本丧失影响力的危险。而对于仍然需要为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长期努力奋斗的中国人来说，形成一种足以范导社会大多数人的行为，并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主流文化仍然是极为必要的。
在这一时期，学术思想界关于文化讨论的文章和著作可以毫不夸张地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是，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在探讨中国主流文化的建设方面，有分量的学术专著还不多见。在这个意义上说，王文章主编的《中国先进文化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年3月版）是很值得关注的。
文化问题历来是一个概念纷纭、歧见百出的研究领域，在讨论中，大而化之、泛泛而谈的现象屡见不鲜。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论述的严谨性。例如，在对一般文化的讨论上，作者并未停留于对作为社会三要素之一、与政治和经济相并列的“文化”进行空泛的议论，而是深入其内部，对知识、情感、伦理、信仰等分别进行考察，并进一步将文化分成“国家文化”和“社会文化”两个层面，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展开研究。在论及“西方文化”时，作者首先将其界定为“扬弃了古典希腊、罗马时代和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的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并指出“西方”这个概念，“既指欧美等地理意义上的西方，也包括西方化了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正是这些指涉清晰的概念为作者对各个问题进行认真探索提供了可靠的前提。
文化并不是一种孤立而恒定不变的现象，近代以来，知识界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历来都是和对中国前途与命运的探索直接相关的。本书作者在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始终对其背后的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保持了高度的关切，应该说，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本书的研究显得切实而深入。在论及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时，作者不仅简要回顾了西方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历程，而且分析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境况，在此基础上，作者一方面强调了对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进行借鉴的必要性，同时深刻地指出：“西方民主制度及其文化的存在前提是：西方国家凭借资本、技术和军事方面的优势地位，以经济和超经济手段源源不断地吸取第三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对社会广大阶层的赎买，因而才有可能用选票而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的利益分歧。西方国家在吸取第三世界财富的同时，也就等于是向第三世界输出了贫困、暴力和动荡。因此，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社会经济状况截然不同的国家是无法复制的。”这一论断是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具体分析中引出的，跳出了就文化谈文化、简单评优论劣的思路，令人信服，发人深省，引人深思。
当然，中国主流文化建设是一个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事业，想在一本书中穷尽所有的问题或者试图对某个问题给出终极的答案都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本书毕竟为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