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5月下旬，圣彼得堡《新时报》主编苏沃林邀请契诃夫与他结伴去欧洲旅游。契诃夫回信说他手头拮据，不便远行：“我不懒惰，也极想出游，但没有办法，我的财政部长是个阳痿患者，而让别人替我掏腰包，对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也不合适。”契诃夫在信中祝苏沃林一路顺风，顺便提了个请求：“归国时，请在柏林替我买一
俄罗斯的读者读了这封信，可能会对信中传达出的这样的两个信息感到兴趣：一，作家契诃夫也有手头不宽绰的时候；二，幽默家契诃夫有时也会说些“不雅”的笑话――用“我的财政部长是个阳痿患者“来说明自己的经济窘迫。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契诃夫托人给他在柏林买中国铜锣的细节。
首先，它让我这个中国人知道，除了瓷器之外，在19世纪至少还有中国铜锣享誉欧洲。还要想一想的是：契诃夫为什么需要一面中国铜锣？当然也有了好奇心：苏沃林从柏林给契诃夫捎回中国铜锣了吗？
我继续往下阅读契诃夫书简时候，眼睛一直在追踪这面“中国铜锣”。好了，读到契诃夫1899年4月3日从雅尔塔写给苏沃林的一封信里，“中国铜锣”又一次跳入我的眼帘：“我和康达科夫院士为普希金中学举行一场义演，演《鲍里斯・戈登诺夫》中的‘楚多夫修道院的僧房’一场，比明一角由康达科夫本人担当。求求您发个慈悲，为了神圣的艺术，写封信给菲奥道西亚别墅的什么人，让他们把铜锣邮寄给我，那面中国铜锣就挂在你别墅的墙壁上。为了制造舞台音响效果，我们急需得到它。我会完好无损地归还它。如果做不到，就尽快通知我，那样我就只好敲打洗脸盆了。”
这封信澄清了前面两个疑问：一，苏沃林没有给契诃夫从柏林捎回中国铜锣；二，中国铜锣可以用作舞台音响。因为他们准备义演的普希金悲剧的那一场戏里，就有“早祷时分，警报大作”的情境。据此也可推测，契诃夫可能也想用中国铜锣作为火警工具装备他不久前捐资兴建的钟楼。那么，苏沃林这回借给契诃夫“中国铜锣”了吗？不知道。只知道一年之后契诃夫把铜锣作为舞台道具用进了他的一个戏里。契诃夫名剧《三姐妹》（1901）第三幕开头的舞台指示里，就有火灾报警的音响效果，有一次，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包厢里观看《三姐妹》的演出，演到第三幕开场，火警的锣声响了。契诃夫对这锣声的音响效果不甚满意，便起身走出包厢，径自走进后台，自己敲起了铜锣。这是一件颇能反映契诃夫性格的剧坛轶闻。只是不知道契诃夫敲响的那面铜锣是否就是他心仪已久的中国铜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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