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氛围下，“社会科学无用论”（尤其是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具有广泛的影响。因此，尽管“社会科学有什么用”只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当下重新确认“社会科学有什么用”实属必要。
社会科学到底有什么用？这个提问的背后，其实是对“理论”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因此，“社会科学有什
除了运用型的技术外，理论（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往往是不“现实”的，因而被人们视为“无用之物”，也就不奇怪了。可见，对理论作用的怀疑，其实是从实用主义逻辑出发的必然结果。要回答“理论有什么用”，就必须回答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面对“理论有什么用”的发问，我们应当反问：“什么是有用”，“有用”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有用的标准是“吹糠见米”的实用主义，是“现在进行时”，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吧。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我想，理论与现实的关系“既对立又统一”：
其一，理论与现实不能等同（矛盾），二者总是保持着一定距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虽然“意识总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马克思语），但意识毕竟不是存在。从实践论的角度看，理论的指导意义往往必须通过政策作为中介。如果以为二者可以等同，要么就是把理论混同于实际工作中的政策，要么就只有取消意识与存在的界线。
其二，理论与现实有联系（统一），二者相互依存。现实是理论的土壤和源泉，理论脱离了现实就成了无源之水――没有现实支撑的理论是伪理论；理论是对现实的提炼，是对现实的本质的把握――没有本质就没有深刻。
由此看来，现实不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对现实的认识就永远处于原始的肤浅状态。理论能使我们对现实的把握达到本质、提炼、有序、深刻的境界，没有理论，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就只能是现象的、粗陋的、杂乱的、肤浅的。这就是理论的用处，换言之，也就是社会科学的作用。
当然，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着的形形色色的伪理论玷污了理论的名声，教条主义的理论也曾让我们深受其害（对此的检讨属于另一个话题），我们应当引以为戒，并时常保持警惕。但是，这并不能坐实了“社会科学无用论”。就社会科学的生命力和解释力而言，问题不仅在于其理论应如何发展和创新――这是不言而喻的，更在于如何看待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在许多人看来，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称之为“科学”，实在是有些勉为其难了。可悲的是许多吃社会科学这碗饭的人，说起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也常常会底气不足。
就“科学”的一般规定来看，一门学问之为科学，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1）研究对象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进而言之，虽然研究主体是主观的，但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决定了主体具有能够把握对象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能够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2）研究结论具有“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以此为标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主客体的区分清楚），研究结论是“可重复”、“可验证”的，其科学性自然十分明确。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具有以下的特殊性：（1）研究对象不是自然界、自然现象，而是人、社会及其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2）研究结论一般并不是绝对的、精确的，而是相对的、辩证的；其具体结论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在实验室里“重复检验”。
但是，社会科学的特殊性并没有消解其作为科学的一般性：第一，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具有主观性，而且也具有客观性，它具有主观和客观的二重属性。说它是主观的，是因为人的世界充满了“自由意志”，其行为和现象体现着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说它是客观的，是因为人的世界仍是一种“客观存在”，其行为和意志必然要受到客观条件（自然的、社会的）的制约。前者决定了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特殊性，以此区别于自然科学；后者决定了社会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一般性，以此表明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第二，虽然社会科学的结论在微观、短期、静态的层面上一般难以“重复”、“验证”，但在宏观、长期、动态的层面上却是“可重复”、“可验证”的。比如，我国今天正在经历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世界正在面临的全球化，“重复”或“验证”了社会科学所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再比如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资本积累与两极分化等等理论，也已经并仍在为历史所“验证”和“重复”。
由此可见，社会科学就是科学，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承认这一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并不否定社会科学在本质上的科学规定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只是说明，它不是“自然”的科学，而是“社会”的科学。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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