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迎接新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

  这是一次参与面广、争论激烈、备受国内外经济学界关注的学术争鸣。在历时一年之久的讨论中，国内数十所著名高校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及科研院所、政府部门和企业界的经济学人参与了讨论，甚至远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中国学者也投来了稿件。截至今日，我们已从百余篇来稿

这也是一次讨论话题“渐行渐远”，且备受新闻媒体广泛关注的学术讨论。此次讨论的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深化，在诸多方面交锋激烈，有印证，有呼应，有补充,有商榷。《新华文摘》曾一次转载了本次讨论的四篇争鸣文章，《经济学家》今年第三期用七个版页介绍了此次讨论的部分观点，《文汇报》“论苑”版、《中国青年报》“思想者”专刊前不久也分别介绍了本刊已发表的相关讨论要点，《报刊文摘》等十余家文摘类报刊对此次讨论的学者观点也及时作了报道。

为何由一个学术观点偶然引发的讨论如此备受注目？此次讨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体现在哪里？这里仅就本刊已发表的相关文章作一简要综述，从中您或许能找到部分答案。

    一，历史经验和理论研究均表明：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它使后进国家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和经济赶超成为可能。而这正是“第六次产业革命和产业发展问题探讨”的深意所在

    众所周知，去年以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字样频频见诸报章，但新闻报道中对为何有此“战略机遇期”大多语焉不详。通过这次讨论，人们看到，新世纪前二十年的确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正逢其时。

战略机遇期是指基于国际视野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主客观条件都较为成熟、具有大好发展前景，甚至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特定历史时期。学者们认为，一个历史时期能否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体上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该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良好，区域国际环境相对稳定，世界主要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二是国内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政策有较强的连续性，谋求快速发展成为人们的共识；三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该国具有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能为一国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四是出现能够促发生产力跳跃式发展的重大发现与发明，该国能在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地位。纵观本次讨论，学者们普遍认为，对新世纪的我国发展而言，前三个条件目前已基本具备，第四个条件，即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机遇我们如果也能紧紧抓住，实现跨越式发展就是完全可能的。而这一点，也正是此次讨论的重要意义所在。

重大技术突破引发产业变革，进而强劲拉动一国经济发展，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机遇。问题是，这次机遇是不是遥不可及？我们是否赶上了这样一次重大机遇？坚信“第六次产业革命已曙光初现”的中国国际经济学会副会长、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博士，在对世界经济近二百年的发展历程及未来发展走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后，对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他指出：从工业革命到现在，世界经济有规律性的周期变动已有五个长周期，先后发生了以纺织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一次产业革命，以钢铁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石油和重化工及电力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汽车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和以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第五次产业革命。每个长周期总是与一次大的产业革命紧密相联。产业革命是技术革命大规模集中的浪潮。技术革命包括新的关键技术和新能源、新材料、新产品、新产业、新的基础设施及其新的制度和管理的创新。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必然会演变为产业革命，在原有技术创新逐渐衰落时，新的技术创新周期又蕴育并导致新的产业革命，新的经济周期也就被启动。他认为，目前，IT产业已由创新阶段进入成本竞争阶段,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减弱；经济发展的内在冲动会激励技术创新，突破性技术及其由此带来的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将来临。他还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最有可能成为主导产业的将是延长人类生命周期的产业,新技术革命的重点领域将是与此密切相关的生物、生命和基因技术（参见本刊2003，1，28《第六次产业革命是否已曙光初现》）。

正是张其佐博士这一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的观点引发了此次历时一年之久的学术讨论。在此次讨论中，人们对IT技术是否再无力拉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对未来可能爆发的产业革命划分为第六次产业革命是否准确，对新技术革命的突破点是生物、生命和基因技术，还是纳米技术、新能源技术、海洋开发技术等问题上，有明显的甚至激烈的意见纷争。参与讨论的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各陈其理。但有几点是基本达成共识的，这就是：技术创新活动目前已受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新的技术革命已曙光初现；每一次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或重大进步都会导致一次大的产业革命和结构调整，从而推动一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和大跨越；新的产业革命和新的核心技术兴起之时，也是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绝好时机，它给各个国家提供了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使落后国家通过发展新的主导产业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和经济赶超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已曙光初现的新的产业革命，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次非常难得的战略机遇。

学者们认为，光明日报组织的这一讨论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然新产业革命是后进国家“后来居上”的历史契机，我们目前的现代化建设,就不仅要关注经济数字的增长,更要关注经济数字增长背后的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必须把加速现代化建设与积极推进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人们相信，抓住了新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就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中华民族曾经领先了四千五百多年。只是近几百年我国才明显落后了。但新中国成立后短短五十多年时间里，“两弹一星”的发射成功、人工结晶牛胰岛素的提取、“神舟五号”的上天、巨型向量计算机的研制、水稻基因图谱的精确绘制，无疑向世人再一次展示了中国人的实力和智慧。学者们还认为,按照日本、韩国的经验，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目前正处在一个“赶超期”、“起飞期”、“自主创新期”，只要我们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中华民族就一定能够实现民族复兴的宏图大志。

    二，产业革命发生和转移路径的历史考察能给我们哪些启迪？我们是否有必要也有实力去抢占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制高点？我国未来科技发展的战略选择，是自主创新为主，是技术引进为主，还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是讨论相持不下的焦点之一

    新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是否会不请自来？有学者认为，从历史上多次产业革命转移的路径考察发现，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由岛国，向半岛国家，再向大陆国家和地区渐次扩张的。在亚洲，先是日本、新加坡等成功崛起，接着是韩国、泰国、中国香港等半岛国家和地区经济腾飞。目前，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所显示出来的强劲势头，正吻合这一发展潮流.应当说中国发展有此机遇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工业化浪潮正在由岛国向半岛国家，进而向大陆国家和地区“翻滚”的表现。

针对这一“唯象科学”层面上的观点，有学者立即提出商榷意见，认为，这样就会把一国经济的发展锁定在“地域决定论”和由此带来的“等待观望”等认识上，更谈不上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挥后发优势去实现一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了。事实上，考察历史上产业革命转移路径的历程就会发现，产业革命的转移路径是多样化的,地域流变只是表象,而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合,以及经济技术发展的模式变革才是产业革命决定性转移的根本路径。

    如何积极迎接新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多数学者认为，在有可能引发新产业革命的生物工程等新技术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并不太大，基本上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我们应当加强相关技术的研发,抢占新技术革命的高地。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实施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科技战略创新，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科技创新，在关键领域和若干科技发展前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一批自主知识产权。但也有学者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我国没必要也没有实力去和发达国家一争高下。因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想要靠自己的研发取得新技术,在最前沿的技术上和发达国家竞争,成功和失败的概率顶多和发达国家一样。但是,发展中国家如何筹措那么巨大的资金 如果发展中国家依靠引进技术,最贵的方式是买专利。根据一些研究,即使是买专利,成本一般只要这项专利技术研发成本的三分之一,而且引进的必然是有商业价值的技术,可以避免自主研发所可能遭遇的99%的失败。所以,发展中国家以引进技术为主来取得技术创新,成本会远低于发达国家自己发明技术的成本,取得新技术发明专利的数量虽然比发达国家少,但是技术创新的速度却可以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有人对此针锋相对。他们认为，从当前世界市场的竞争来看,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利用标准化这个武器来垄断技术、高筑技术壁垒。如果说资本主义初期,是以商品输出、商品垄断为主要形式,后来又以资本输出、资本垄断为主要形式,那么现在已经转入到以技术输出、技术垄断为主要形式,设法以技术霸权谋取超额利润。它们决不甘愿让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全面引进先进技术而赶上它们。这就决定了我们没有主要靠技术引进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客观条件。

    有人则明显“中庸”，主张“有所为有所不为”。他们认为，在关系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产业技术领域,必须不惜代价,立足于自主研发;在一般技术领域,可以通过技术贸易,引进、消化,从而达到再创造;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要放在重要位置上；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技术开发方面，要把有限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优先解决那些对工业化发展能产生重大带动作用的战略技术；跟踪世界科技发展的新动向，在那些对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关键性作用的科技领域不断进行自主创新，尽可能地使自主技术创新与世界科技新趋势保持同步。

    三，产业革命具有扩散和辐射的规律,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应积极把握现有产业国际分工重组和扩散转移的战略机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但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对主导产业的选择也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产业革命具有扩散、辐射、加速效应的规律。积极迎接新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自然也包含着迎接现有产业国际分工重组和产业扩散转移的机遇。学者们认为，随着全球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各主要市场“空间―距离―可达性”的提高，各国间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经济社会关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性的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演进，由单一或多个生产要素的重组、单一或多个产业的转移，演变为全要素优化组合、多层次产业转移。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是在第六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之际的背景下发生的，它为我国提供了实现跨越式、赶超式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中国如何迎接国际产业转移和产业重组的机遇？有学者指出，我们应当积极迎接第六次产业革命浪潮的到来,但总体而言,中国的产业变革只能属于混合型的模式,既要打基础,补四、五次产业革命的课,积极提升已有的产业,还要在新兴产业上有所突破,从而整体推进。只有认清这点，才能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从发展的区域看,台湾、香港、上海、深圳等地,可能要推进第五次和第六次产业革命,中部则要推进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西部可能要花大力气补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课。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研究和开发进行投入,要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和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关键部分,以在世界产业革命中占一席之地。

多数学者力主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他们指出，尽管我国的产业结构有相对的完整性和自我配套性，但是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我国必须参与国际竞争并把产业结构作为国际分工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种环境条件下，加之我国产业结构演化的特殊性，主导产业的选拔未必完全遵循从低到高的顺序化原则；也未必一下要求主导产业群是一个基于“紧密”的产业关联关系的群体。主导产业群可以包含多种类型或层次的产业，只要它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簇群即可。在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也未必要求整个主导产业的发展，可以着力发展其中有重要作用的“子产业”或“片断”，有所为有所不为。

此次讨论之所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正如有的学者在来稿中所言，这主要和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是中国正处于转轨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有利的机会来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二是中国的繁荣昌盛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中国知识分子为此而进行理论上的探索义不容辞。

此次讨论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深入探讨的重大问题还很多，中国经济学人任重而道远。